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在我们这个领域,成为世界级专家是很容易的,因为研究者实在太少了。”
这是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主席David Pearce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的一句玩笑之语。自从事罕见病研究30余年以来,他深知目前这一领域仍面临缺乏资金、缺乏关注度等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还远不能满足需求。
在日前召开的2024年全球罕见病科研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罕见病科研及转化医学大会上,David Pearce在开幕式致辞中多次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共同攻克罕见病带来的医学挑战,全球的任何一个罕见病患者都不应该被遗忘。
David Pearce致辞。主办方供图
作为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主席、Sanford Health研究与创新部主管,David Pearce长期致力于揭示罕见病的分子和细胞病理机制,发现新的治疗靶点和治疗方法。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遗传性儿科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基础,尤其是贝滕病(Batten Disease),又名青少年神经元蜡样质脂褐质沉积症。在美国,每10万名儿童中就有2至4名患有该罕见病。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与David Pearce的对话。
David Pearce
《中国科学报》:罕见病是一个“小众”研究方向,你最初如何进入这一领域?
David Pearce:
我经常和大家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领域,成为世界级专家是很容易的,因为研究者实在太少了。
我在博士后时期,意外开启了与贝滕病相关的研究。这是一种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多发于儿童时期。患病的孩子们会有视力丧失、认知和运动障碍以及癫痫发作等症状,可能导致过早死亡。
你知道,人在年轻时,可能意识不到这些罕见病的存在。刚接触这一疾病时,正值我第一次为人父母,现在我已经有了3个健康的孩子。因此当我看到患儿父母担忧、感激的神情,我真正理解和共情了他们的遭遇。世界上有10%的人口患有罕见病,这是一个急需帮助的广泛群体。而且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许多其他疾病也能从罕见病研究中获益。
《中国科学报》:在你研究生涯中,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患者?
David Pearce:
大约20年前,我正在一家大型实验室从事贝滕病研究,但罕见病研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我们往往没有足够的研究经费。
当时,我们联系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并与一个贝滕病家庭基金会建立联系,基金会的捐助对象中有两个患有贝滕病的孩子。这个家庭基金会支付了我们一年的薪水,后来我们在NIH的资助下才能研究这一疾病。
时至今日,我依然会参与贝滕病社群的年度会议。我也作为科学顾问,为社区提供帮助。
遗憾的是,这两个孩子最终去世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在罕见病领域坚持这么多年呢?答案是,作为罕见病研究者,我所研究的贝滕病有不同的形式,许多患病儿童在十几岁就会去世,有一些严重病例会在10岁前去世。但是我们的工作也许能改变这一切。我又怎么忍心换其他研究方向呢?
电影《良医妙药》讲述为罕见病孩子成立基金会的真实故事,图为剧照
《中国科学报》:你从事罕见病研究30余年,对刚走上科研道路的青年研究者有什么建议?
David Pearce:
我培养了12名博士,我告诉他们每一个人:“你可能比我聪明,但我比你更明智。”
一个年轻的、聪明的研究者会充满热情,深入探索一个主题;而一个明智的科研工作者在此基础上,从不会害怕持续提问,因为没人能知道所有的答案。
在我所在的罕见病研究领域,经常有人打电话问我,“你没有试过这种方法?”我总是回答,试过了。只是在生命科学的大型研究中,可能90%的尝试性研究最终都不会发表;即使发表,我可以说,我在10年前发表的所有论文都过时了,因为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使用那时的技术。生命科学非常复杂,因此问错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只需要大胆地说出来,这样才能让你了解别人的想法。这就是聪明和明智的区别。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许多学生不愿意,或不敢提问?
David Pearce:
我们总抱有一种文化,更倾向于把导师当成“老板”,所以学生总是害怕提出问题。但研究所不应该有“老板”,大家应该是合作关系。我从不认为学生们是为我工作(work for me),而是大家与我一起共事(work with me)。
我的建议是,永远不要害怕提问,没有愚蠢的问题。即使被询问者抱着傲慢的态度,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那我们也没有任何损失。
《中国科学报》:如果花了很长时间,发现研究的是一个永远没有结果的问题呢?
David Pearce:
那你可能有一个糟糕的导师。(笑)如果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一个问题,但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或产出,很可能是导师没有给予足够的倾听和指导。
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研究中心,每位新入职者要做一个“黑板演讲”,在一面黑板上讲清楚未来3年的研究方向,而房间里坐满了经历过这一过程的研究者。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你有多聪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提出问题、有人倾听。
我确信,我所有的学生都比我聪明,我只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中国科学报》:未来5到10年,你预见到罕见病领域有哪些新方向、新趋势?
David Pearce:
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基因编辑,在一些疾病中也开启了临床试验。我认为,随着我们在基因编辑疗法方面的技术进步,我们会在罕见病研究方面有更多新挑战和新进展。但当涉及罕见病时,即使人为干预并改变了基因,人们可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患病,因此还要开发小分子药物,以便真正起到对症治疗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在一些新技术的推广中,如何避免类似“坏血”事件(注:美国人伊丽莎白·霍姆斯曾创办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声称“从指间抽取一滴血,可以检测出癌症等一百多种疾病,彻底颠覆血检行业”,后来被揭穿是一场骗局。)的医疗技术骗局?
David Pearce:
我认为有些人非常擅长推销自己。回过头来看,一项技术或许声称可以节约成本和加速诊断,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家的同行评议。在生命科学领域,非常需要用数据来说话。
我常常跟学生讲,在细胞培养中开发一种疗法是一回事,在小鼠身上治愈一种疾病又是一回事,但涉及人体就复杂得多。比如我所研究的儿童脑疾病的动物实验中,小鼠大脑只和我的小拇指指甲一样大,基因疗法可能在小鼠身上起作用,但并不意味着能治愈一个孩子。
对于罕见病患者来说,“治愈”是他们很想听到的词,但这个词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其实患者最想听到的词是“希望”,他们想看到有人正关心自己的疾病,有人正努力寻求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报》:作为国际罕见病研究联盟的主席,你认为罕见病研究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David Pearce:
罕见病领域太难获得关注了。全球大约一万种罕见病,有10%的人口患有罕见病,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关注度。目前,全球各地的科学家正在开发新的罕见病诊疗方法,我们需要将所有因新冠疫情而孤立发展的新想法、新技术聚集在一起,这就是国际合作的作用。
中国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罕见病治疗中,诊断阶段就受到诸多技术限制,如今随着新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实现罕见病患者实现了及早诊断与治疗。
这些年,我陆续来到宁波、成都、上海、北京、昆明、香港、深圳等中国城市。对我来说,每次来中国都是一次新的冒险。这是我在新冠疫情后第一次回到中国 ,我想今后我会越来越频繁地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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