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意义上的谱系，是指宗族世系及其谱记载体的统称，也可延伸用于表述有发展渊源的关系。而本文提到的学术谱系，是指由学术传承关系关联在一起的、不同代际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学术群体系统。

某一学科的学术谱系，包括该学科学者群体及其所在机构、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主要学者的学缘或师承关系、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学术领域的演变，以及所受到的社会、政治诸因素的影响等，也可以延拓到该学科学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学术谱系既是学科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单元，也是学术传统的载体。

韩国学者张水荣曾评论道：“20世纪早期，美国物理学家如果没有在欧洲学习一二年的经历，就会认为自己所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这反映出美国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对于欧洲的承继。中国物理学家的学术谱系也发源自欧美，植根于本土。中国粒子物理学，虽然其学科建制化相对晚近，但其学术谱系却早已暗潮涌动，逐渐形成。

本土物理学“前谱系”的形成

中国的物理学从西方传入，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源头自然也在西方。留学归国的学子在本土传道授业，逐渐形成各个领域的学术谱系。但学术谱系的形成并非自有留学生归国就开始的。在“草莽初辟”之时，先驱者们学术的传承仅限于基础教育，远谈不上学术研究。笔者将之称为本土物理学家的“前谱系”。

与学术谱系类似，“前谱系”以师承关系为基础。不同的是，学术谱系是学术传统的载体，传承的主要是方法、技巧与风格；“前谱系”只是学术普及的桥梁，传承的多是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以指导研究为主的研究生教育与科研单位的师徒相授多形成学术谱系，而以教学为主的本科以前的教育基本上只形成“前谱系”。虽然都属学术传承，但学术谱系要求为师者指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如杨振宁在王竹溪引导之下始终对统计物理“深感兴趣”，以至于杨振宁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投身于其中就是一例。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发端

中国第一代粒子物理学家，多为抗战前赴欧美留学，并在国外学术机构工作，之后陆续归国，是形成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本源。

我国第一代高能（粒子）物理学家与其国外导师。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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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了7位中国第一代粒子物理研究者在欧美留学期间，所追随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大师。比如，赵忠尧、王淦昌和张文裕3位我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都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赴欧美留学或访学，在国内都曾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并得到留学归国的前辈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谢玉铭等科学家的教导与熏陶。而4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彭桓武、胡宁与朱洪元在留学期间，追随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参与了最前沿的场论与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科研基础，并做出了优秀的成果。

回到中国后，上述第一代学者继续开展他们在国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但这一阶段并无培养相关人才的条件。虽然他们在国外留学、访学期间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承继了优秀的科学传统，但在回国之后，他们的科研、教学之路远不够顺利。中国的现状使他们脱离了科学前沿，在信息交流闭塞、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他们既不易继续以前的研究，也难以开展创新性研究。理论研究如此，实验方面更甚。而他们的人才培养工作与科研水平也基本相当，因而，他们将承继自国外优良的研究传统引进中国时大打折扣。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第一代归国学者的带领和示范下，我国核物理与粒子物理领域第一批骨干人才得以茁壮成长。处于中国粒子物理谱系源头的一批学者，就此形成了自己的谱系树，并开枝散叶、日渐繁茂。

因粒子物理脱胎于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自然也依附于核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中国因近代物理起步相对较晚，这种依附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等人不仅是我国第一代粒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原子核物理学的泰斗、宗师。

197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建成，直接促成了我国粒子物理学科及其学术谱系的独立。1978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对于理论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的独立发展亦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中的第一代人物皆于新中国成立前自欧美毕业归国，因国力所限，高能设备匮乏，高能实验物理学家们只能“纸上谈兵”，长期处于集体练兵状态。如赵忠尧、王淦昌、张文裕、何泽慧、梅镇岳等物理学家在低能加速器的研制、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探测器的研制、核物理实验及宇宙线研究中多采用合作的方式，所培养的团队也同时受到不止一位前辈物理学家的影响，其学术谱系也相应呈现出网状结构。

而理论粒子物理研究成本相对较低，因此走过了一段“理论先行”的道路。几位第一代理论工作者都自成一派，相互协作又各具特色，因而其学术谱系也就相应呈现出链式结构。除因参与核武器研制而暂停发展的彭桓武谱系外，张宗燧、胡宁、朱洪元等三支主要的理论粒子物理学术谱系在20世纪60年代都获得了重要发展，并在“层子模型”创建之时达到高峰。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科学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谱系在广泛的合作交流中融入了世界粒子物理学家谱系。一个人因为求学、工作变动，可能参与某学科的多个学术谱系，使其又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错综交叉的柴垛状结构。

笔者以为，同一个谱系中，多位老师共同培养多名学生的网状结构不易产生门第之见，能更好地培养合作精神。我国高能实验物理学形成优良的合作传统，与此谱系结构不无关系。而一对多的传承即链式结构，其学术谱系能更好地延续研究传统，做出特色研究，但容易形成各自为政的派别之争。不过这种影响在学术国际化之后逐渐式微。

中国粒子物理学家的学术传统

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发展风起云涌。但在这样一个大师云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传统各异的黄金时代，中国尚处于物理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初始阶段。待中国高能物理学科初步建立，十年浩劫也结束之后，中国物理学家才开始与国际接轨。但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近代物理学，包括核物理与粒子物理，早已过了学科创建与初步发展的“婴幼儿期”乃至“青少年期”，其汹涌澎湃的发展势头早已减缓。在学科的平稳发展期，或者说下一场物理学革命到来之前，那种各自为政、特色迥异的学派与传统已逐渐淡化。

因此可以说，新中国的前30年，第一、二代粒子物理学家并未能形成持续传承的研究传统。而只是受国内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些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传统。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作为国际粒子物理领域的一员，拥有一席之地。一线科研人员多有留学、访学或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本土学者与国外同行不乏学术交流海归学者更具国际视野。在这种形势下，比前30年更难以形成一个持续、稳定的学术传统。

几代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前赴后继，发愤图强，在国际粒子物理学界拥有了一席之地。前两代学者在国家贫穷落后之时白手起家、因陋就简的客观现状已不复存在，由此形成的一些学术传统自然也因经济、科技条件的发展而不再持续发挥主要作用。另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球村”中已鲜有特立独行者，对于当代中国粒子物理学家而言，已是走向世界的时代。

学术谱系的结构特点正是科学发展的反映，学术谱系的发展也会对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甚至是导向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学术谱系和学术传统的相关研究需要针对具体学科和专业进行独立考察，在更偏重于技术和应用的学科中，可能存在更明晰的脉络，而在某些基础研究领域则较难进行清晰的界定。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研究学术谱系而探寻更适宜我国粒子物理发展之路，如何参照、学习国外粒子物理学术谱系为发展我国学术所用，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作者丁兆君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辛旻汛系该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