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临床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很多既往治疗困难、疗效差的疾病生存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其内在驱动力是新技术和新药的不断涌现。

我国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双一流高校建设等系列举措的落地，一批高水平医院涌现，在常见疾病的诊治能力上达到或者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但不可否认目前国内临床广泛应用的这些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药往往由欧美发达国家所开发，是否能够产出并且持续产出能够改变现有临床实践的原创性成果，决定了中国的临床医学学科能走多远、能变多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赵宏表示，开发能够解决重要临床问题的自有关键技术、设备是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目前，我国在临床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水平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究其原因，赵宏认为，一方面是从人才培养和储备角度，国外的医学教育往往是研究生教育，其本科阶段的专业多元化，比如工学背景、理学背景，这样的模式使其在临床执业过程中更容易采用跨学科的思维去开发新技术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而国内医学教育目前主要还是单纯医学或者生物背景，原始创新的知识储备略显不足。

另一方面是科研经费支撑体系对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不够。目前医学类可申请的国家级科研项目主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自然基金以及科技部的重点研发专项。自然基金主要支持对机制等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重点研发专项一般需要组建较大团队并且每年资助数量较为有限，因此都无法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临床研究者的科研积极性和能力。

此外，由于国家级项目已成为一流医院和医学院职称晋升、人才头衔的评价要素，因此一大批临床医生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并不擅长的基础研究中，和自己的临床工作和需求相对脱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

如何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赵宏建议，在现有科技支撑体系内建立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国家级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强调从临床问题出发、强化学科融合、改革评价体系。目标是产出一批能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新技术、新方法；突破目前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局限性，造就一批能够胜任应用基础研究的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

具体采取哪些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赵宏认为，第一，采用个人自由申报方式，建立临床医生和科学家双PI制。一方面从机制上就要求临床和基础研究的联合，另一方面与重点研发计划面向团队申报不同，可以化整为零提高效率，更好的发挥更多临床工作者和科学家的积极性。

第二，对研究问题的选题采用指南推荐和自由申报相结合方式。可由专家委员会选定一部分临床关键难点热点问题作为指南方向，采用揭榜挂帅等模式进行申报，经费予以倾斜或优先支持；同时鼓励对其他各类临床问题的自由申报。兼顾国家层面重点战略需求和专家个人积极性和智慧的结合。

第三，探索建立全新的项目评审和成果评价体制。应用基础型研究的评审不同于纯基础或纯临床研究，需要基础和临床两方面专家协同。成果评价不拘泥于论文，而应以临床应用和产业化为主要指标。因此，探索建立全新的评审和评价体制非常有必要。可委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或中国医学科学院完成。

第四，可考虑引入产业方共同设立基金，参与评审及评价项目。应用基础型研究以产出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目标。通过引入产业方，有助于成果的更快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