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新远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23/12/25 11: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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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创新主体,高校又该何为?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催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当下,要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推动形成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
      
2022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要求高校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加强有组织科研,加快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变革,更好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这一系列决策部署为新一阶段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的破题明确了方向和要求。
      
准确把握“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内涵
      
当下,各类创新主体都承担着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责任。有人或许会问:既然企业是创新主体,那么高校的定位又是什么?该做什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才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高校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内涵,方能协同支撑建设由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引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创新企业协同人才资金创新产业全链条融合。
      
因为,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从根本上为企业创新提供长远支撑。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科技创新的主要需求者、积极推动者、要素集成者和重要管理者。企业也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既是集聚科技创新要素的天然载体,同时也是开展科技创新工作的实施主体。
      
高校要支持以科技领军企业牵头主导、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建设,支撑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与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提升关键技术和产品国产化替代水平。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学校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陈海波与华为公司深入合作,为操作系统研发提供支撑,助力提升中国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
      
我们通过课题研究发现,现有200多位在世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30多位都有与企业合作乃至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其中不少学者通过创办企业促进基础研究转化。比如,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吉尔伯特创办了世界最早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Biogen Inc.;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尼弗·道得那创办了Mammoth Biosciences,致力于对其获奖成果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赤崎勇和天野浩,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在新技术开发事业团的促成下,利用委托开发制度与丰田合成公司合作推进蓝光LED的应用,创造了巨大价值,并在九年间提供了3.2万个就业机会;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塔琳·考里科和韦斯曼,以表彰他们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考里科2013年离开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入BioNTech公司后,就将其后来获奖的成果进行了应用开发,为其后在新冠mRNA疫苗中应用实现了可能。
      
当然,高校在联手企业攻关,提升高科技领域竞争力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评价机制变革带来的挑战。在这方面,高校应强化质量贡献导向的学术评价,推动科技评价从“重数量”向“重贡献”转变,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引导科技创新工作走实走深。
      
积极探索“揭榜挂帅”的组织新范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重大科技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与攻关。高校要实现“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问题真解决”,就需要全面提升需求问题引导的创新策源,全面提升校企合作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能级。而当前,不少“真问题”都来自于企业等最真实的需求。
      
也正因此,高校要更有组织、更主动地加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需求的对接,探索企业出题、高校“揭榜挂帅”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组织新范式,聚焦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升级发展中的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的技术问题,推动中长期科研攻关。同时,高校也需要针对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强化面向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和面向未来的前沿科技研究,加快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这些做法的成功效应,早已在不少顶尖高校中得到了验证。比如,北京大学和阿里巴巴合作成立“阿里巴巴-北大人工智能实验室”,共同研究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学术研究和产业应用的融合;华为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华为-清华联合实验室”,共同研究5G、物联网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推动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发展。放眼全球,斯坦福大学与谷歌合作面向智能机器人和自动驾驶创新需求,开发技术,通过学术研究和工业实践的结合,推动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面向苹果新一代移动设备技术开发需求,麻省理工学院也积极推动可穿戴设备和生物识别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落地。
      
以需求为导向、以任务为抓手,高校要进一步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科研和人才培养,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组织效能。聚焦产业“卡脖子”技术和共性关键问题,高校要推动建立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联动的政产学研重大问题凝练机制,积极对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体系提供决策支撑,支持和鼓励广大科研人员面向区域发展和行业需求,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论证提供支撑并积极承担相关研究任务。
      
在校企合作模式方面,高校应以高能级融合型平台建设为抓手,构建多元创新主体协同的全链条多要素融合创新模式。要通过政策保障,在人才培养、使用、吸引、流动等多方面积极开展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要支持企业高层次研发机构联合推动前瞻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多元创新主体加上要素的高效配置,方能共同推动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从无到有实现跨越。
      
探索建立全链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
      
高校和企业也可以通过设立联合科学基金、吸引科学捐赠等方式,逐步优化现有基础研究的支持模式,通过共设产学研合作基金、揭榜悬赏项目、成果转化及产业孵化等基金,加速大学“知识资本”向市场应用转化。
      
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国船舶集团共同设立海洋装备前瞻创新联合基金,重点聚焦海洋装备领域面向未来的前瞻技术研究、型号研制中亟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及能够联合争取相关国家项目的前期研究,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基础性、创新性、前沿性、探索性技术研究。
      
同时,高校应积极发挥自主科研、结余经费等自由资金的作用,围绕新兴领域,做好科研的前瞻布局和自主培育,积极发挥技术策源生力军的作用。同时,可持续探索科技成果向企业特别是广大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开放的机制,提升对企业基础研发的技术服务支持。
      
至于创业人才培养,高校更是大有可为。高校可围绕产业升级发展的真实场景和需求,发挥基础研究深厚以及多学科交叉的育人优势,再与企业的场景优势深度融合,逐步形成高校、领军企业协同育人的新局面,并在攻关实践中培养战略科学家。当然,这也对高校的机制和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揭榜挂帅”的科学家在重大任务决策、技术路线调整以及人、财、物资源配置、学术评价等方面,必须得到充分授权。
      
面向未来,高校应积极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优势,全面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企业出题、共同答题、企业阅卷”的机制,深化战略共识、平台共建、任务共担、人才共育、资源共享机制,联合推动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为国家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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