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轰鸣巨响，罗布泊的荒漠上空绽放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向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那一天，恰好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51岁生日，这声东方巨响，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

他，就是享誉世界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

父亲送他四个字：从牛到爱

1913年10月16日，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钱玄同。钱三强本名“秉穹”，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

钱三强全家福（右一为钱三强） 

与孔德学校山猫篮球队合影（左二为钱三强） 

少年时的钱三强，在班里篮球队中年龄排行第三且成绩出色、身体强壮，队员便送给他一个绰号“三强”。钱玄同知晓后，觉得“三强”二字不仅通俗易懂，且寓意“德、智、体都争取进步”。和儿子商量后，“钱秉穹”便正式改名为“钱三强”。

1936年春，钱三强在清华大学无线电室做实验

父亲钱玄同为三强书写的“从牛到爱”

1929年，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师从留美归来的叶企孙、吴有训等著名教授。钱玄同于1933年手书“从牛到爱”，希望钱三强能发扬属牛的那股“牛劲”，像牛一般勤勉，向着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方向前进。

“从牛到爱”这四字箴言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时时刻刻鞭策着他，成为他终生行事的准则，也预示着他的人生发展轨迹：“铆足牛劲”刻苦钻研，“勇执牛耳”舍我其谁，甘当为民服务的“孺子牛”、为原子能事业奠基的“拓荒牛”、朴实无华的“老黄牛”。

1936年，钱三强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助理。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本就患有高血压的钱玄同因忧愤国事而病情加重。家国罹难，钱三强准备放弃已经考取的赴法学习镭学的名额。父亲却教导他：“这次出国，是极难得的机会。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1937年7月17日，在父亲的劝慰下，钱三强奔着“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目标离开了北平，踏上了远去巴黎的行程。

钱三强在法国法兰西学院可变压力云雾室做实验。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在法国，钱三强师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妇的女儿，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对于钱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他很快获得了博士学位。

1946年春天，钱三强与清华大学同班同学何泽慧在巴黎结婚。这对核物理学界的“金童玉女”，共同开启了新的科学生涯。婚后不久，钱三强迎来自己事业的高峰期。历经几个月的艰苦努力，钱三强与何泽慧在难以计数的裂变径迹中，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此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二战后物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成就，西方媒体将他们称作“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科学院将用以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亨利·德帕维尔物理学奖学金授予了钱、何二人。 

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室做铀核“三分裂”实验

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也是第一个获得该职位的中国人。当大家都以为钱三强将长期留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下去时，他却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钱三强（右）回国前与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合影 

面对大家的不解，钱三强回答：“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临行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共同签署了一份《个人品格评议书》：“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

这是“小居里夫妇”唯一共同签署的一份对外国学者的评议，内容如此之长，评价如此之高，仅此一例！

1948年5月，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不到一岁的女儿，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终于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开始了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奋斗的历程。

中南海的一锤定音

1950年，在钱三强的主持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并吸纳了如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赵忠尧、杨承宗等一批有造诣、有理想的原子能科学家。但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刚刚建所就面临买不到仪器的困境，于是，钱三强就组织所内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点点地白手起家。

1951年，近代物理研究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四为钱三强） 

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

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挥舞着“核大棒”对我国多次进行了军事威胁。1950年，极具战略眼光的毛主席意识到，为保卫国家安全，以戈止武、以核制核，是当时摆在中国面前唯一且最有效的自卫途径。

1953年，钱三强向党中央建议发展原子能事业，引起了党中央高度重视。但是否具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的重要前提。第二年，在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主持下，中国地质勘探队首次发现铀矿资源，并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建设原子能工业。当天下午，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来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介绍我国核科学研究现状。出于保密原因，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和照片资料。目前唯一可资佐证的是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约见李四光、钱三强谈话后给毛主席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李四光带了一块黄色的铀矿标本，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时任地质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刘杰作了补充。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聚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情况。他们用盖革计数器进行探测表演，放射性物质使仪器发出响声——证明我国地下埋藏有铀矿。

毛主席一边用探测器测量着矿石，一边对汇报的人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

这一天，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正式拉开。

1955年4月，钱三强作为中国代表与苏方谈判，签订了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议规定，苏联向我国援建一座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台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

中苏协议签订后，国家建设委员会成立建筑技术局，负责筹建“一堆一器”，钱三强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一堆一器”选址。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城跑了近半个月后，最终选定在了北京房山坨里，也就是今天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所在地。短短几年，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这里拔地而起。

1958年，“一堆一器”顺利落成，标志着中国跨入了原子能时代。

为中国核事业奠定基础

1955年，钱三强作为团长，率领40余名科技人员组成考察队去莫斯科的热工研究所实习。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了原子能研究院的技术骨干。经过几年的发展，钱三强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核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9年，钱三强在重水反应堆控制室指导工作 

然而，就在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步入正轨时，意外却突然发生！1959年6月，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终止协定，并要求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

苏联专家撤走后，当务之急是重新排兵布阵，这是原子弹成败的关键，钱三强在这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的钱三强身兼数职，他是当时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同时还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肩负起向核武器研制的关键岗位输送人才的使命。

在他的推荐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奔赴荒漠，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推荐自己的“左膀右臂”王淦昌、彭桓武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学术带头人，王淦昌在接受任务时说：“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说：“国家需要我，我去！”；他邀请核物理学家王承书三次转行，从零开始，王承书三次坚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年仅35岁的朱光亚被他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并成长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接下分离铀同位素重任的吴征铠，为第一颗原子弹原料的分离打下基础；程开甲则负责创办核武器试验研究，并主持开展核试验准备工作；被他指派担任小组“带头人”的王方定，带领组员在简陋工棚里经过数百次试验，终于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关键部件——点火中子源。

许多重量级科学家——郭永怀、于敏、周光召、黄祖洽、陈能宽、吕敏、陆祖荫、忻贤杰、胡仁宇、林传骝……他们那段人生转折性的经历，几乎都与钱三强有关。他们为中国核试验事业科研攻关，为核武器试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统计，1959年到1965年期间，原子能研究所共向全国输送科技人员900多人，为兄弟单位培训了1700多名科技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了“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 ，在被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其中7人由他推荐到核武器研制一线。有人称，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罗布泊的那声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当全世界还在对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之余，1967年，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五年零七个月，我国只用了短短的两年零八个月。中国是如何创造奇迹的？这其实跟钱三强下的一招“妙棋”有关。

早在1960 年底，钱三强就提出，氢弹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原理不同，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

于是，在研究原子弹的同时，1961年初，钱三强找到黄祖洽，让他负责氢弹“先行一步”的工作，后又把何祚庥点将到轻核理论组。一天，钱三强找到当时还是原子能所研究员的于敏，让他一起负责氢弹的研制任务。于敏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组、轻核反应实验组，对热核反应机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氢弹研制作好理论准备。1965年，于敏率领一支50多人的攻关小组，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利用刚刚研制成功的每秒运算5万次的计算机进行设计，终于找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形成了从原理、材料、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牵住氢弹原理的牛鼻子。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

1967年6月17 日，一片白光突然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

对于钱三强所起的作用，原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说过一段话：“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培养推荐科学技术人才，建立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张劲夫曾评价：“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钱三强功不可没！”

在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科研使命后，钱三强继续为中国核事业发展出谋划策。他组织学术交流，参与策划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多次在重大科学战略问题上为国家建言献策，大力倡导我国核电站建设和发展，并前瞻性地指出，从前核工业是以民支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军工走向民用，让核技术更多地为人民服务。

钱三强做人简单、做事认真，把时间和精力都聚焦在他所热爱的科学事业上。他常自比“卵石”“沙粒”：“中国原子弹研制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比于一些名头，他更愿意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他说，这是他的荣幸！

晚年的钱三强在办公室（本文图片均由中核集团供图）

1992年6月28日，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奉献了一生的钱三强与世长辞，享年79岁。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钱三强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3年10月17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25240号小行星命名为“钱三强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