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志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1992年9月21日，这是一个可以载入中国航天史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工程代号为“921”，王老被正式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那一年，他正好是60岁。

“提议者责无旁贷”

载人航天工程的重中之重就是保障航天员的人身安全。在当时，国际上各个国家在送人上太空之前，为了谨慎，都会进行多次大动物实验。如果我们重走这条路，时间和经济成本是巨大的，可是不进行大动物实验，那对于总设计师来说，怎么样确保航天员的安全万无一失，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而这时王永志把压力扛了下来，他决定不做大动物实验，直接上天。

王宁：人家别的国家都做动物，咱就不做，咱就从无人到有人。

王永志：你要大胆跨越，我干脆我一出来就和你一样，当时就下这么个决心，中国飞船一经问世就是世界水平。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就利用后发优势，你们先干的，我后干，我可以许多事避开，跨越，跳过去。

王宁：这也需要勇气，也需要大智慧。

王永志：主要是下决心承担这个责任，最后定，就是两总联席会，就是总指挥、副总指挥、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联合开会，最后决策。但是决策权显然由一个人提议怎么做。提议者责无旁贷。不管多少人讨论的，提议者、倡导者都负主要责任。

取得成绩不容易

因为投入至深，王永志在回忆起航天细节的时候，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而要说到把载人飞船成功送上天，则完全离不开我国自主研发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如何提高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是王老在当时率先攻克的难题。

在不提供有关卫星技术的情况下，“长二捆”必须要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进行一次正常的飞行试验，这是王永志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困难的硬仗，中国航天能否搭上国际商业发射的班车，成败在此一举。从44万张图纸变成一飞冲天的“长二捆”，这一路上有无数艰辛，甚至牺牲。

王宁：我看到一个您的笔记本，1972年的笔记本，我发现在这里面您就提出火箭捆绑的这个概念了。

王永志：搞“长二捆”是黄作义他们提出来的，跟我一说，计算的结果就明显地看出来，靠纵向加级效果已经不大了，没前途。要想突破运载能力，就要横向加助推。1986年10月份休斯公司带着队就来航天部了，协调了，怎么打他的卫星，你看多积极。

王宁：第一个拿到商业合同的，但是对方当时也会有点忐忑，是吧？保险公司有点不太敢投保。

王永志：不太敢做，这个时候像我当时当院长，就心急如焚。因为部里的原则是，你拿不到合同就不能贷款，一拖再拖，但是一到1988年，休斯和澳大利亚同意了，用中国这“长二捆”发射澳大利亚卫星，11月1日，才签了合同。

圆梦飞天，“我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后头”

从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到神舟十三号顺利返回，我国已成功发射了8艘载人飞船，有13名中国航天员造访了浩瀚宇宙。从1992年到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过了整整30年，而王老最初设想的“三步走”计划也在2022年全部完成。

“火箭排云上九重，惊弦霹雳震长空。”从研制导弹到运卫星上天，再到送中国人遨游太空，王老实现了他人生的“三步走”。如今，王老的儿孙辈也都投身到航天的事业当中，他说，“我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后头。”

王宁：这三步走，整整30年，挺漫长的。

王永志：当时的决策就是要培养一支队伍，结果还培养了一个载人航天精神，你看他们现在干得多好，有一点我就感到特别欣慰，一直干到现在，这就快30年了，我们一直是安全的。美国和苏联总共牺牲了二十二三个航天员。

王宁：您会不会跟您的外孙子说一些您对他的期望或者对他有什么要求？

王永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的能够认真学习领会老一代们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我觉得要有这些，那就是我们的事业就能继续发展下去，继续发扬光大。

王宁：您真的是航天之家，有没有你们特殊的家训？

王永志：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志愿。圆梦飞天，圆梦，继续圆梦。

从载人飞船过渡到空间实验室，再到长期有人照料的永久性空间站，王老的构想最终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三步走”战略。“飞扬直上八千丈，只手拨云观沧海。”这是王永志老先生在神舟五号上天之前送给航天员杨利伟的一句诗。在这豪迈诗歌下，是王老所承担的千钧重压。

从东风2号的逆向思维到现在东风5号的小型化、轻量化，王永志始终在创新的最前沿。“我一定要按国家的需要、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不能本位主义，更不能个人主义，要按照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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