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丽娟 来源: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2/3/17 8: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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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汲清:敲天下石头 解大地构造

黄汲清

①1941 年,黄汲清(前车坐者左一)等在河西走廊考察石油地质。

②1955 年,黄汲清(中)带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到北京西山野外考察。

③黄汲清(坐者左一)在大庆与地质、地球物理工作者座谈。

④黄汲清展示地质构造图。

70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踏遍河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建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基础、勘察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国际地质学界影响深远。

■杨丽娟

黄汲清(1904—1995)

地质学家,我国近现代地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出版《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提出了中国二叠纪的三分方案;撰写《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说,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基础;主编中国东部14幅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及1:300万的中国地质图,对全国矿产普查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参与部署全国石油普查,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手把锤子出大门”

黄汲清,原名黄德淦,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时受过私塾教育,后在父亲主办的青岗场同化小学读书,1917年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

1921年6月,黄汲清中学毕业后回家与父亲商议升学事宜,其时这位少年已有科学救国之抱负。是年秋天,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24年黄汲清复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大学时期的黄汲清勤奋好学,才华初现,1927年完成学术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并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六卷。该文为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地质学学术论文。

1928年,黄汲清大学毕业后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改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开始地质科学生涯。入职不久,他即随王竹泉前往辽东、辽西进行地质考察。

1929年3月,黄汲清又同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赴西北、西南考察。黄汲清从西安出发,越秦岭、四川,入云南、贵州,徒步万里,调查秦岭四川之地质及勘察川广铁路,历时15个月,直至1930年6月方完成调查任务。他后来自编一首《青年地质学家的山歌》以鞭策自己,“手把锤子出大门,上高坡,下深谷,越大山,爬峻岭,前行前行复前行”,对野外考察工作的热情跃然纸上。

1930—1932年,黄汲清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一手材料,潜心研究、专心著书,短短两年内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等6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评价。黄汲清由此获得“黄二叠”之美誉。

1932年,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赴瑞士留学,师从著名大地构造学家Emile Argand。1935年,黄汲清以法文完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著名学者Rudolf Staub认为此文对阿尔卑斯彭宁带的研究有重要贡献。1977年国际地科联主席Rudolf Trümpy访问中国时指出黄汲清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有价值”。

在欧洲,黄汲清不仅全面研究了阿尔卑斯山地质,而且对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也进行了实地考察。1935年秋他在考察英格兰和苏格兰地质后,又前往美国3个月,重点考察了美国油气田地质。1936年春,黄汲清自美国返回中国。

“还是弹我们的老调罢”

黄汲清回国之后,即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同年9月,地质调查所与湖南地质调查所合作,组织南岭地质调查队,分五组进入赣、湘、粤、桂、黔五省区进行地质考察。黄汲清对南岭地质做了全面调查,绘制了大量地质图和地质矿产图,并找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资兴煤田。

1937年春,黄汲清出任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领导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选派孙健初与该公司聘请的美国地质学家赴西北考察油田,发现了老君庙含油构造,即后来著名的玉门油田。是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参加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境内进行了广泛的地质勘察,历时4个月,10月归国。

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告急,黄汲清归国后随即主持地质调查所西迁工作。短短一年之内,地质调查所几度搬家,个中艰辛可想而知。

“回忆当时所中接到撤退命令之后,上下职员全部动员‘制箱’,于三日三夜间把大部图书、仪器、标本、档卷装满两百多大木箱,运到下关码头待输西运。……十二月间调查所全部搬到长沙,并开始与湖南地质调查所合作,详细研究湖南之地质矿产,哪知喘息方定,敌人军舰已迫武汉,不得已于二十七年七月再迁重庆。旋因渝市房屋不敷应用,并为避免空袭起见,再度迁北碚。” 黄汲清后来曾如是记录那段历程。

七七事变前,中国地质事业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呈欣欣向荣之势,黄汲清认为当时地质工作“照此加速进行,十年或二十年间中国的地质学不难与欧美并驾齐驱”。不料战争爆发,我国科学事业严重受挫,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他亦感叹:“当此空前国难,中华民族之最大目标在于争自由求生存,什么科学研究实在无从说起!不过地质学者纵有杀敌报国之心,而无投笔从戎之路,欲以平日所学献于抗战,而国家又没有‘军事地质’和相似工作,可以罗致大量的技术人员。于是他们只得叹一口气‘还是弹我们的老调罢’。”

何谓地质工作者的“老调”?自然是开展地质考察工作。抗战期间地质调查机构被迫西迁,西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质资源引起了地质学家们的注意,使地质事业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在北碚,黄汲清组织、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工作。

1939年,他和陈秉范调查了隆昌圣灯山地质构造,布置了钻孔,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气田。

1938—1941年,黄汲清领导并参加了四川威远地区1:1万地质填图和天然气普查工作,并率队到四川江油、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二叠纪茅口灰岩中发现天然气苗,纠正了外国学者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认识。

1940年夏,孔祥熙经由当时的经济部令黄汲清重点调查涪陵彭水铁矿,黄汲清因抵制此事,愤然辞去所长职务。辞职后,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

1941年秋至次年春,他率队赴甘肃、青海进行以石油为重点的西北地质调查;1942年夏赴华蓥山研究二叠纪地层剖面;1942年秋至次年夏,率领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与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翁文波等地质工作者一起,对新疆(特别是天山南北)做了大范围的实地考察,同时研究了天山南麓的冰川地质。

1943年10月,黄汲清完成《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就是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

1945年,黄汲清完成专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是他利用大量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总结国内外文献完成的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系统划分了中国的基本构造单元和大地构造旋回,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和矿产普查勘探起到了长期指导作用。1952年,著名大地构造学家N. S. Shatsky在为该书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作者—— 一位有经验的野外地质学家和著名学者,提供了关于中国大地构造发展的严整图画。”著名美籍日本地质学家都城秋穗于该书出版40年后,称赞此书是“亚洲大地构造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该书使得黄汲清成为中国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1947年,黄汲清重返南京,主编中国东部14幅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这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系统的全国性地质图件,综合了至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勘探和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8年夏,黄汲清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访问,参加伦敦第19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又访问了瑞典、丹麦、瑞士。是年年底,他自欧洲再次赴美,在美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和地质考察。

1949年6月,黄汲清由旧金山抵达香港,他拒绝了傅斯年让他赴台主持台湾大学地质系的邀请,回到重庆北碚,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探矿找油三十年

重庆解放后,黄汲清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和邓小平之托,建立西南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1952年,西南地质调查所改为地质部西南地质局,黄汲清任局长。

任职期间,他组织了西南地区的矿产调查和石油普查,包括重庆中梁山煤田、綦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等矿产勘探,其中中梁山煤田现已成为重庆能源供应的主要基地。针对部分人对四川天然气远景的悲观认识,黄汲清明确指出四川盆地的天然气储存和开采有很好的前景,一定要继续勘探,不能停止。

1954年,地质部成立矿产普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普委),黄汲清任常务委员,负责技术指导工作。普委将石油普查列为重点任务。1954年底至1955年初,为了筹备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黄汲清同谢家荣一起,全力组织普委和地矿司燃料室的技术人员,广泛收集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讨论工作安排。根据陆相地层也适宜于生油、储油的理论和对中国大地构造的深入研究,黄汲清强调中、新生代大型盆地应是主要的找油对象。

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结束后,作为普委技术负责人的黄汲清将松辽平原作为首要关注地区。他授意技术员苏云山查阅资料,起草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并亲自修改后由普委下达到东北地质局。1955年8月初,由韩景行等组成的勘察组开始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次年5月至10月,黄汲清到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西缘等地进行了为期4个半月的野外检查和指导,11月至12月又到四川石油普查大队指导野外工作。

1956年2月,地质部召开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黄汲清作《一年来石油普查地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此后,普委进一步扩大了油气勘察的范围和规模,新组成松辽平原等9个石油普查大队。声势浩大的全国石油普查工作在西起新疆戈壁沙漠,东至东海、黄海之滨,北达松辽平原,南到滇、黔高原的范围内蓬勃开展。

1956年9月,普委改组为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总工程师,兼任新建立的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

1957年3月8日,在地质部石油地质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由他主编的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对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在各大盆地的石油普查中,黄汲清特别关注四川、鄂尔多斯、松辽、华北四大盆地,指出华北盆地主要是寻找中新生代的含油气层,松辽盆地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查,鄂尔多斯盆地应把重点放在西部边缘,四川盆地要向川中及川南挺进。在展示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时,他特意将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作为重点远景区用醒目颜色圈出。

1959年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主持召开会议,会上指出,鉴于松辽平原很有可能有一个大型含油气田盆地,地质部与石油部应密切协作,联合在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勘探。春节后,黄汲清即到长春,与李奔、韩景行、吕华等会晤,全面解析松辽盆地的地质、物探和钻探资料,认为含油层系可能不是一层而是多层,应使用深钻开展深部石油地质研究,并敦促布置基准井。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大量原油,证实松辽盆地的大同镇长垣的确是一个大型油田,即后来的大庆油田。

1984年,80岁高龄的黄汲清出席成都国际喜马拉雅学术会议。同年9月,他又赴乌鲁木齐参加第三次塔里木油气资源座谈会,就塔里木盆地的构造,主要生油气层系、储油气层系,油气田类型和勘探方向等发表长篇演讲。1986年夏,他再次赴大庆油田考察,在详细了解油田勘探、开发的基础上,对大庆油田工作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他以专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地经验,为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察开采及松辽、渤海湾等盆地大型油气田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自然科学终吾身

晚年的黄汲清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他陆续发表了《对中国大地构造若干特点的新认识》(1974)、《中国大地构造基本轮廓》(1977)、《试论地槽褶皱带的多旋回发展》(1979)、《按照大地构造观点进行中国地震地质区划的尝试》(1979)、《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领域上新世——第四纪磨拉斯的形成及其与印度板块活动的关系》(1980)等多篇论文,指导助手们撰写完成《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1980),并编制了1:1000万和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第一次在中国大地构造图上详细标绘了中国主要的板块缝合带,把多旋回构造运动观点与板块学说结合起来,把地质研究与地理物理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模式。1987年,黄汲清出版专著《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用我国青藏高原考察的丰富资料,对东特提斯构造演化做出了全面总结。

黄汲清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建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基础、勘察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的贡献举世瞩目。因在地质领域的突出成就,他于1980年被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2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中国地质图类和亚洲地质图”)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1988年被苏联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3年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94年与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一起荣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黄汲清重视历史文物的保存,关注地质学学科前沿发展和历史进程,对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有冷静、睿智的思考。面对中国地质学蓬勃发展之势,他曾感慨:“中国地质事业之伟大成就,是二三十年代老一辈地质学家们所梦想不到的!”在1982年10月5日“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上,他提议抢救历史材料与进行人物访谈,指出抢救历史材料的迫切性,对于未出版的历史材料或老一辈地质学家们脑子里的活史料,应有人整理或通过访谈等方式记录保存下来。

黄汲清还特别关注我国地质教育,重视青年地质人才的培养工作。在“祝贺黄汲清先生九十寿辰”座谈会上,黄汲清表示:“地质工作就好比是在搬一座大山,在过去的七十年中,我只是为搬移这座大山,举起地质锤,敲了几块石头。我为祖国作的贡献还很不够,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以后的工作需要年轻一代去做,一代接一代地去搬这座大山。”为鼓励青年地质工作者从事野外第一线工作,多跟石头打交道,他捐出何梁何利奖奖金,其家人和朋友又通过其他渠道多方募集资金,设立“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用以支持青年地质工作者的研究。

1932年圣诞节,初到欧洲的黄汲清在给四川同乡张弘伯的长函中写到“我是想以自然科学终吾身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黄汲清一直是我国地球科学和地质矿产调查的领导人之一,直至去世前夕,他还在与助手商谈利用何梁何利奖奖金设立奖学金,用以鼓励青年地质学者的工作。

黄汲清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黄汲清在工作中。

黄汲清(中)和学生们在一起。

《中国科学报》 (2022-03-17 第4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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