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是重要的国情国力调查，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公共政策的基础，对企业发展战略布局也具有指导作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面临出生率下降、老龄少子化等挑战，这引发了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的讨论。 　　

在笔者看来，出现的这些现象符合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中国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中国的文化传统、制度优势和积累的人力与物质基础等因素，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应对这些挑战。

人口老龄化有应对之策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为65岁及以上人口达1.91亿，占比为13.5%，2010年—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提高了2.72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到2035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0%，因此，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人口老龄化也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主要有六项，分别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产生通货紧缩压力，带来老年人管理新难题，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增大，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不足。 　　

应对人口老龄化主要有五个对策措施，分别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老年收入保障体系；继续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把养老服务界定为准公共品，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劳动力数量下降但质量提升

从总人口规模发展历程看，人口增量长期趋势是逐步下降的。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为141178万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2000年至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相比，下降0.04个百分点。  　　

生育水平决定人口长期增长趋势，国际上一般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为更替水平，低于2.1为低生育水平。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进入低生育水平时代，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为1.18，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国际上将总和生育率低于1.5称为超低生育率水平，显然，我国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考虑到三胎放开和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即便按照比七普数据高的总和生育率1.5水平预测，未来总人口增长势能仍将进一步减弱。中国人口总量峰值在2027年出现，总人口为14.27亿左右，此后人口将持续下降，预计2035年降至14.14亿。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比2010年下降3162万人，占比下降6.8个百分点。数量和占比“双降”的趋势还将继续下去，这是我国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必然结果。

虽然劳动力数量下降，但质量有所提升。我们建立的模型预测，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将大幅提高，其中，初中以下人口占比预计将从2020年的26%降至2025年的21%，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将从41%提高到2025年的50%左右。 　　

从数量上看，我国劳动力供给减少会导致工资提高，加大企业用工成本，但从全社会看，工资提高是更高质量就业的体现。站在经济发展全局看，工资提高也有利于增加消费、拉动内需，从而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进而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人口继续向城镇集聚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199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呈现加速提高的趋势，城镇化推进速度主要取决于流动人口规模的大小。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达3.76亿人，相比2010年增长近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比2010年的8858万人增加了41%。

流动人口可分为城城迁移和城乡迁移两部分，城乡迁移人口仍为流动人口主体，占比在80%以上，但比重逐年下降，城城迁移人口占比逐年提高。 　　

迁移人口留居意愿逐步下降，其中城城迁移人口留居意愿高于城乡迁移人口，这种情况在超大特大城市中尤为明显。 　　

我们基于目标导向的城镇化率预测显示，“十四五”时期（2022年）将出现城镇化由快速推进转向逐步放缓的“拐点”。2035年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2035年以后，城镇化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城镇化率的峰值水平将出现在75%-80%之间，我们认为中国城镇化率的“天花板”水平应该为80%左右。 　　　

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向城镇的集聚，不仅会拉动消费需求，还会摊薄创新的成本，增强社会的创新能力。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戴着有色眼睛看待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报记者崔雪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