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厦门大学讲席教授吕永龙与英国生态与水文中心教授James Bullock合作应邀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社论《2020后变化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该文指出，全球变化环境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重大挑战，自然资源保护和开发之间存在不断的冲突和权衡关系，亟需在全球、区域或国家尺度下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管理战略。鉴于《爱知目标》中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数目标未能如期实现，需要从不同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研究，为制定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提供新认识和新方法。

据了解，该社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BD COP15）即将召开背景下组织撰写。COP15将于2021年10月11—15日和2022年上半年分两阶段在中国昆明召开。在这次会议上，签约国代表将制定一个新的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以取代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根据2019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全球评估，现在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快，因此，2020年后的框架制定具有极大紧迫性。

针对上述的重大挑战性问题，《科学进展》编辑部两年前曾邀请吕永龙组织“变化环境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挑战与对策”专辑，截止目前已发表了6篇由国际著名生态学家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撰写的文章。在社论文章中，吕永龙和James Bullock概述了主要的六大挑战与对策：

第一，多种环境压力驱动生物多样性减少。空间变异规律是制定区域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目标的基础，但当前对多种环境压力下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空间变异规律仍知之甚少。分析多种环境压力下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空间变异规律，可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政策设计提供新的视角和多元的切入点。

第二，日益增加的臭氧等大气污染物影响生物多样性。尽管我们对臭氧等大气污染物对植物生理的影响有所了解，但我们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群落对臭氧等大气污染物的响应仍知之甚少。需要进一步研究大气污染物对生物多样性、群落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机制。

第三，监测与评估系统发育多样性。系统发育多样性反映了物种的进化历史，可用于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的选择。然而，区域尺度上生物的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的评估工作极为匮乏，应将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保护规划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第四，食物系统变革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至关重要。食物系统对生物多样性形成了极大压力，为了在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为人类可持续地提供足够的食物，需要在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推进食物系统的变革，制定可持续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第五，扩大全球自然保护地范围。当今的全球自然保护区网络尚未成功遏制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爱知目标11”未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自然保护地的规模与空间规划，辨识不同尺度自然保护地的优先扩展区域。

第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碳中和的作用机理尚不清晰，应科学地拟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碳减排目标的策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碳捕获和减排设定协同优先事项，以实现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协同。

社论强调，对于我们目前尚缺乏深刻理解的地下（如土壤和植物根系）和水下（如海洋）生物多样性，需要加强系统性的研究工作。在变化的全球环境条件下，更需要在全球、区域或国家尺度制定可持续利用和管理生物多样性战略，国际合作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全球保护框架协议制定和落实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

原文链接：http://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7/35/eabl8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