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交流是探索前沿的关键路径，团结合作是应对挑战的人间正道。”8月10日-11日，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重点活动“中国科技峰会——世界科技期刊论坛”在京举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党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院士在致辞时强调。
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协主办，主题为“连接、互鉴、共治——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的新使命”。来自国际科技与医学出版商协会、英国工程技术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日本科技振兴机构、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约翰·威利出版集团等组织机构的近二十名高层次专家学者参会，就出版传播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开放科学中的技术和规则问题等话题作专题报告，并与线上线下的参会代表互动交流。
应对新冠疫情时，国际期刊界总结出哪些一手经验？中国近年来在期刊论文方面的影响力有何变化？如何保证开放获取稳步推进的同时，兼顾到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专家们各抒己见，深入探讨。
科技战“疫”提高虚拟沟通标准
怀进鹏在致辞时谈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70多家国际出版单位和研究机构迅速发声，推进相关研究文献开放共享，为科研人员与病毒赛跑提供了坚实学术支撑。中国科技界积极将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以英文形式在国际顶级期刊和预印本平台发布，中国科技期刊也与国际出版界同频共振，第一时间投入科技战疫，密切跟踪、快速报道科研工作进展和一线诊疗经验。中国科协积极协助世卫组织汇集中文文献资源，组织国内优秀期刊遴选近千篇论文在世卫组织COVID-19数据库上线，与世界共享。
“在推进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与国际科技界、出版界以及学协会组织开展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合作，深刻体会到团结信任的可贵与协同共治的力量。”怀进鹏表示。
爱思唯尔集团首席学术官尼克·福勒也表示，应对公共健康卫生危机，人们对知识传播、预印本等方面的需求变得更强，新冠疫情期间的虚拟沟通达到了更高标准，过去7个月，平均每周约有一千篇疫情相关的研究发表。
“目前为止，与新冠病毒有关的、已发表的研究超过了四万两千篇。”Digital Science首席执行官丹尼尔·胡克在报告时指出，在疫情暴发早期，来自中国的研究数量最多，随后美国、欧洲等国也加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不同国家学者展开合作，同一国家内不同学术机构间合作的频率更高。
疫情仍在持续，国际期刊出版界也在通过技术手段让信息渠道更通畅。约翰•威利出版集团执行副总裁朱迪·维尔斯介绍，努力方向包括简化作者投稿流程、加强相关文章筛选、提升预印本发表速度等。威利出版社与中国及其他各国资源中心建立连接，保证了新冠肺炎相关文章和信息更易被发现。
“基于疫情带来的经验教训，出版界旨在建立更开放、一体化、技术驱动更强的平台。而且，在当前危机过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承诺也会持续下去。”维尔斯表示。
中国论文影响力增速显著 面临新挑战
活动主旨报告上，国际科技与医学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尹恩·莫斯分享了一系列报告数据。2018年，26%的全球收入来自亚太地区以及中国。“毫无疑问，中国在研究数量和体量上快速、高质量的增长引起了全球关注。”
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的引用贡献增长了24%，高被引论文占全球份额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与此同时，中国在化学、物理、工程等领域的研究表现不俗，并不断将研究内容扩展至量子、通信、计算、大脑研究、网络安全、机器人、遗传学、大数据等学科领域。
来自中国研究的影响力比重也在上升。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杨卫在报告中谈到，201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作者中，中国学者的比重约为3%，现如今，这一数字可提升至10%左右。
在论文总体质量方面，按国际通用数据库Scopus和Web science的评定标准，中国论文的平均质量略好于世界平均质量。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即被引量位居前1%的研究中，中国的统计曲线已经和欧洲、美国等曲线出现交汇。“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杨卫说。
但杨卫也表示，还有相当一部分中文期刊论文未被全球数据库收录。而更进一步的数据共享不仅能为中文期刊引用增加新来源，同时也便于世界了解中国的研究工作。
此外，杨卫指出，从2010年至2019年，中国的JCR期刊总数从132种增至241种，增长幅度基本与世界增幅持平，但与美国3052种JCR期刊相比，中国还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
“影响因子和载文量同时上去，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比较困难”，杨卫指出，“必须经过爆发式增长，我们的身影才能被别人、被国际期刊界的同行看见。”
提升期刊质量 兼顾不同需求
近年来，中国也在探索以改革推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
怀进鹏表示，中国科协所属210家全国学会服务着9100万科技工作者，也服务着14亿全国人民，并肩负着与世界科技共同体合作交流的重大使命。
2019年，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和教育部、科技部等多个部门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科协牵头实施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向国内优秀期刊和出版机构提供经费资助，支持期刊提升内容质量和传播服务能力，支持具有实力的研究机构创办英文期刊，加大与国际科技界交流。同时，加快建设数字出版服务平台，促动本土中文期刊与英文期刊同步转型。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需求，结合自身发展条件，科技期刊出版领域也不断面临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
谈论开放科学的技术与规则时，国际学术出版学会董事会执行官艾德里安·史丹利提到，预印本平台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预印本无疑加快了出版发表的速度，但如何保证预印本的质量、明确其与正式发表出版物间的差异，都需要更深层次的讨论。
开放获取模式的探索也是科技期刊界在新时期要面临的挑战。
施普林格·自然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在报告时谈到，“阅读与出版”的转换协议有力推动了开放获取进程。不过，完成转换协议往往耗费很长，因为这其中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例如，协议涉及的机构会对期刊范围有不同的兴趣、对识别和查证作者有不同的要求等。这意味着这类协议并无标准模式。出版机构必须确保满足每位客户的需求，并开发新的工作流程，以促进转换协议的达成。
多种新变化、新需求出现的同时，如何界定科技伦理、科研诚信的边界也不容忽视。2019年，中国科协编制《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对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核查、认定、处理等具体问题提出细化明确、可供操作的规范。
“我们要坚守科学精神，坚持激浊扬清，倡导学术规范，荡涤学术不端，在全球科技期刊共同努力下，科研诚信与科技伦问题必将得到有效的监督与治理。”怀进鹏表示。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信息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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