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封城后，武汉新冠病毒的传染数Rt就开始迅速下降，在2月6日这天下降至1.0以下，并在3月8日降到0.1，武汉疫情自此得到有效遏制。

这份基于武汉3.2万名新冠肺炎病人的数据分析，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吸引了数十万人关注。

近日《中国科学报》专访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林希虹。她将在4月29日晚未来论坛发起的《理解未来》科学讲座上，讨论武汉数据分析结果和公共卫生防疫经验总结如何助力全球抗疫。

（R0：基本传染数。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一个感染者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人的平均数。

Rt：有效传染数。在基本传染数基础上，随时间变化的传染数，比如采取防疫措施后一个感染者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人的平均数。

当Rt> 1，传染病将蔓延；当Rt< 1，传染病才有可能逐渐消失。当Rt 越快接近于0，传染病也就越快得到控制。）

《中国科学报》：关于新冠病毒的R0值，数据一直在修正和变动中。根据你的研究，这个数值应该是多少？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传染病中大概是什么地位？

林希虹：前期研究中对R0的报道，较低的有1.40，较高的达到了6.49。根据我们对武汉数据的分析，结合WHO公布的一些数字，认为武汉新冠病毒的R0大约在3.8左右，区间在3~5之间。

在人口很密集的，基础卫生条件不好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高。

早期人们常常拿新冠病毒跟SARS病毒比较，后来开始有人拿这次疫情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的R0值比SARS（2~3）和西班牙大流感（2~3）都要高。但目前来看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还是要比这两种疾病低的。

《中国科学报》：根据你发表的论文，2月6日是武汉疫情控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病毒的有效传染数Rt首次降到了1以下。怎么解读这个结果？

林希虹：Rt值的变化与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紧密相关。武汉封城的早期阶段（1月23日至2月1日），城市采取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佩戴口罩、社交距离、交通管制、居家隔离等，把Rt值从封城前的3.88降低到了1.25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得到了复制。比如意大利、德国等采取社交距离、居家隔离等措施后，Rt值很快下降并趋于平缓，目前Rt值在1附近徘徊有一个月了。但由于家庭内部的传播链难以斩断，Rt 曲线没有真正开始下降并趋于0。

回顾武汉。从2月初开始，随着医疗设施改善、医护人员增加、方舱医院陆续开放，武汉实现了对发热、疑似、密接、留观四类人员的全面隔离、检疫和收治。这样有效地斩断了社区和家庭内部的传播链。

特别是方舱医院运行后，武汉的Rt值出现了迅速下降，2月6日开始小于1，并在3月8日降到0.1。武汉“战疫”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中国科学报》：鉴于世界各国不同的疫情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国情民情，武汉的抗疫经验是否具有普适性的推广价值呢？

林希虹：武汉经验告诉我们，新冠疫情的确可以通过公共卫生干预，包括检测，追踪接触者，保持社交距离和集中隔离检疫等措施来有效控制。

目前把武汉经验跟自身国情结合得比较好，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国家有韩国和新加坡。相对而言，要在西方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完全重复武汉的措施，因国情和文化差异，有不少挑战。

我们的论文预印本在MedRxiv三月初上线后，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11万人读过摘要，4万多人下载了论文。4月10日在JAMA 发表后，近10万人阅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每日电讯报》《英国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采访，我也通过哈佛大学讲座、社交媒体、英国议会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听证会等渠道分享了武汉数据的分析结果和从中学到的抗疫经验，希望这些知识能对各国抗疫提供帮助。

得到的反馈是，世界各地许多人都觉得武汉经验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具体在西方各国能否实施，怎么实施，还需要因地制宜，建立起适合各国国情的抗疫措施。

《中国科学报》：与中国当时的病例主要集中在湖北特别是武汉不同。现在很多国家的疫情呈现多点暴发局面，中国举国支援武汉的经验对这些国家还有用吗？

林希虹：从美国来看，目前纽约州的疫情最为严重，也有不少医护人员赶去支援纽约州。

其他各州的疫情有重有轻，有些州病例数也不少。所以现在美国各州除了和联邦合作和利用联邦提供的帮助，更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彼此间的合作。很多已经退休的医生重返工作岗位，医学院的一部分高年级学生也提前毕业，走上了临床一线。

还是那句话，武汉有很多很好的抗疫理念和措施。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建立最适合的措施。

《中国科学报》：按照当下的疫情发展速度，是否有些国家已经快要实现群体免疫了？

林希虹：在回答“群体免疫”的问题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有了抗体和免疫力？以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至少超过50%的人有抗体和免疫力，群体免疫才有可能有用。但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抗体检测数据来支撑这个假设。

第二，现有抗体检测方法的准确率足够吗？检测中的假阴性和假阳性问题都会给判断和决策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一个人有了抗体不一定就有免疫力，就算有了免疫力，也不确定能维持多久。我们对这个病的抗体和免疫关系，了解得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科学研究。

所以，在没有疫苗和有效治疗药物的境况下，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科学报》：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检测速度非常快，检测量也非常大，美国是否采取了一些更先进的检测技术呢？

林希虹：美国现阶段的检测手法同样以核酸检测为主，检测速度快可能得益于参与检测的机构多、仪器数量多。当然美国深厚的科技底子，还有从高校到企业再到个人的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也起到很大作用。

目前制约美国检测速度的一大瓶颈是拭子的数量不足。现在有人在研究是否可以将唾液作为样品进行检测，已有很好的进展。如果能成功，将大大提升检测的效率和普及性。

《中国科学报》：中国已经进入了防疫新阶段。外放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在持续，我们应该如何调整防疫策略？

林希虹：中国目前的主要传染源发生了变化。现在要关注的传染源是境外输入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究竟有多大？怎么更有效地发现这些人？如何提高基于人群的广泛测试？如何准确估计已有抗体的人的比例？哪些因素决定一个人是否产生抗体？这些问题是下阶段的研究重点。

当然，还要加紧疫苗研发。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01/jama.2020.6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