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I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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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1日第18个国际山地日来临之际，中国与尼泊尔近日共同宣布了珠峰最新“身高”——8848.86米。这一消息让兴都库什—喜马拉雅（HKH）山区再受关注，这一区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作为生物多样性的“堡垒”，这一地区是35000多种植物和200多种动物的生命摇篮。然而，由于生态系统过度利用、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叠加，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到破坏。生态退化与生活贫困交织让这一区域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那么，这个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同时又是最贫穷和最受忽视的地区，如何实现保护与发展并举？作为该区域的大国，中国的近年来的生态保护与生态扶贫经验可为区域发展提供哪些借鉴？《中国科学报》就此采访了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全球“基因库”

高山被喻为地球健康的“晴雨表”，在世界上的这些高海拔地区发生的变化往往决定着下游地区地区河流的流量、流速及季节变化、农作物的收成及人民生计的可持续性。

作为世界最大山地系统之一，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是亚洲最重要的10条河流的发源地，为超过20亿人口（约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提供了水资源，被称为“亚洲水塔”。

同时，该地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涵盖了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4个，是35000多种植物和200多种动物的生命摇篮。被称为全球的“基因库”。

“有趣的是，这里也是众多农作物和动物，包括今天的家禽鸡的发源地。”国际山地中心（ICIMOD）总干事Pema Gyamtsho12月11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该地区至今仍不断有新物种被发现。从1998年到2008年，仅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每年平均有35个新物种被科学家发现和描述。”

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脉全长3500公里，横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和缅甸八个中亚与南亚国家。“共同的生态环境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连接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保护也就成为共同的使命与任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中方专家、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吴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摇篮”的威胁

然而，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气候变化共同影响着当今山区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喜马拉雅地区，气候变暖及其导致的干旱化已经是HKH西部地区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重要因子。”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石培礼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随着气候变化和气温升高，动物和植物物种被赶到山上，常常导致适应空间的耗尽。”Gyamtsho说。一个例子是虎的栖息地从温暖的山麓逐渐转移到高海拔地区，侵入了雪豹的山脉，把后者推向了山坡上。“这种现象会影响整个食物链，扰乱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种群的平衡。”他说。

同时，石培礼表示，空前的人类发展速度和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包括森林砍伐、人工经济林纯林的种植（如种植橡胶树和高价值的人工林）都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丧失。另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外来物种入侵（如紫茎泽兰、飞机草、马缨丹等）、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等一些列的连锁反应，也在区域加速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ICIMOD统计，根据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的速度，到本世纪末，人类可能目睹印度喜马拉雅山脉1/4的特有物种灭绝。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人类的过度采集，该地区冬虫夏草正迅速走向灭绝。此外，偷猎和非法贸易野生动物和产品，过度放牧、采矿、地下水超采等都是导致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然资源的加速开发利用，也使得山区社会在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下降。这两种作用力的交织使得当今山区始终扭结于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之中，也使得生态退化与生活贫困成为一对孪生的怪胎。”吴宁说。

中国的方案

我国是多山之国，山地、丘陵和高原的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9%。

作为中科院拉萨高原生态综合试验站副站长，石培礼对近年来我国在HKH地区的生态保护方面很有感触。“在自然保护区建设和国家公园建立方面，以及对重要的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方面，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都有体现。”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如今，藏羚羊、雪豹、白唇鹿等一些珍稀动物逐步摆脱濒危处境，种群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和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正在推进中，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我国青藏高原二次科考正在进行中，它将进一步从多角度解读“亚洲水塔”和“全球基因库”的生命密码，促进人们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种功能的认识。

“过去30年间，中国在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和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吴宁表示。例如，在广大山区，包括属于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和退牧还草工程，探索出一条将生态治理与山区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路径，生态文明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在他看来，这些成功的经验与模式可以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喜马拉雅地区的南亚国家提供有益的启示与范例。

HKH地区作为贫困人口分布较多和集中的区域，山区人口的生计和社会发展更加依赖生物多样性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我国贫困人口集中连片的“三区三州”就包含了HKH地区的藏区。“不过，近年来中国在生态扶贫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案例，尤其是在生存条件差、但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复的地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探索出了生态脱贫的新路子。”石培礼说，这为HKH区域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共同的倡议

“HKH地区不必是最贫穷的地区。”Gyamtsho强调，“我们拥有壮观的自然景观、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丰富的水资源，以及促进与自然共存的传统和文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HKH国家必须团结起来，进行跨界合作，建立有弹性的生计。”

石培礼也建议，保护HKH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跨境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不但有利于大区域的生态保护和发展，还可以增加生态系统抵抗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弹性，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双赢。

最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部长级首脑会议和宣言进一步明确了《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行动倡议》的重要性，这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跨界合作和在国际舞台形成统一的声音铺平了道路。

“对于广大的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区来说，和平与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吴宁看来，共同保护和建设好兴都库什-喜马拉雅的广大山区不仅是一个地方或区域的发展问题，也与国家的生态外交密切相关。中国作为该区域的大国应该在国际社会带头呼吁对于山区保护与发展的重视，将山区的保护与发展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同时，他建议，国际社会在扶贫与发展上帮助广大山区民众，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此外，应该积极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联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认真履行生物多样性的惠宜分享机制，让资源保护者能够从资源开发利用上真正受益，只有这样保护与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