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昭瀚（左）和团队成员在重大工程现场

■本报记者 甘晓

当今，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重大工程）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与国之竞争利器。无论重大工程建设总数，还是单体工程规模，我国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实践成就世界一流。

面对世界性工程管理实践与理论大变革时代，中国工程管理研究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创新研究”（以下简称重大项目）的支持下，围绕重大工程管理理论、方法和应用开展了深入研究。

该重大项目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盛昭瀚告诉《中国科学报》：“项目实施5年里，研究者积极参与了中国重大工程管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研究，中国工程管理学界在学术研究基本模式和路径上出现了从‘跟着讲’到‘接着讲’的重要转变。”

破局“紧张点”

重大工程，指的是一类规模大、复杂性高，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公共工程。桥梁林立、道路纵横、大型水库星罗棋布，快速发展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重大工程。

“例如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南水北调，这些重大工程因为具有超乎寻常的时空尺度，其不确定性也变得异常复杂，极大地增加了决策与管理的难度。”盛昭瀚表示。然而，对如何建设管理好这类重大工程，世界范围内尚缺乏系统性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

传统上的工程管理基于项目管理知识体系，重点关注工程现场的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但面对重大工程实际问题的复杂性时，这样的体系和方法显得力不从心。

2013年前后，国际工程管理学术界意识到一个“紧张点”的存在，即重大工程管理实践需求与传统的管理思想、理论与方法能力不足之间的冲突。对此，中国学者充满自信，当今中国既然是世界上重大工程管理实践最丰富的国家，自然就有着重大工程管理基础理论率先萌芽和成长的学术生态环境。

“中国重大工程管理的经验总结、理论创新与问题解决，急需由我们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哲学思辨和文化感悟来完成，这不仅是我国工程管理理论发展的现实逻辑，也是一个工程建设世界大国应有的学术尊严。”盛昭瀚表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中，2013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该重大项目立项。2014年1月，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五所高校的学者投身项目研究中。

钱学森思想的启示

开创新领域的学术研究必然面临千头万绪，那么，从哪儿开始？学者们认为，重大工程管理系统性、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必须具有逻辑起点，必须明确研究对象本质属性和学术范式。

工程是身躯，系统是灵魂。该重大项目启动伊始，学者们就以钱学森系统思想来构建理论创新的思维原则。1978年，钱学森等学者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开创了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钱学森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系统论，应当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

在这一思维原则的指导下，参与该重大项目的学者们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一般普适性的重大工程管理基础理论，成为该重大项目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2017年10月，该重大项目团队撰写的英文专著《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理基础理论：源于中国重大工程管理实践的理论思考》一书，由施普林格学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中国学者在工程管理领域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成果。“这部著作从正式动笔到完稿成书，用了3年多时间，而思考本书中的问题并形成一个较完整和条理化的体系，前后却用了30多年时间。”这30多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重大工程建设与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

该重大项目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则是基于复杂整体性的“联邦式建模”技术。

研究人员介绍，这是一项将还原论与整体论融合为系统论的综合集成方法体系，应被视为方法论上的重要创新。在还原论方面，首先对重大工程管理复杂性过程与现场微观机理进行还原性演绎，获得局部与微观层次的复杂性认知；在整体论方面，则以大数据驱动形成情景关联逻辑，将统计概念泛化为“情景耕耘”方法，再融合计算机模拟技术形成宏观的复杂整体性情景的整合与演化。

盛昭瀚带领团队将这项技术应用在研究三峡水利工程通航水道拥堵的方案选择及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水位变化关联性影响等问题上，为我国重大工程复杂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这项技术原创性地凝练了我国港珠澳大桥大时空尺度情景鲁棒性决策的一般范式。

上述两项标志性成果体现了基于中国系统科学特色及学理完整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变革与统一。

保证整体性

重大项目执行5年来，除了在学术上取得精进的深刻体会外，研究团队还对如何保证重大科技研究项目整体性、高端性感受颇深。

长期科研一线的经历让盛昭瀚和顾问专家组成员于景元等研究人员意识到，重大科技项目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实际由不同学校、不同团队的研究人员分散开展研究工作，很容易在具体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在学术上存在整体性退化和研究水平降低的风险。

因此，5年来，研究团队努力维护和保持项目团队学术思想、组织、目标和技术路线的整体性与学术水平的高标准。

首先，团队第一时间就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工作制度。2013年底，项目组专门制定了《重大基金项目管理章程》，共计6章24条，作为全体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2014年5月至6月，盛昭瀚先后走访了各任务承担高校，进一步形成了稳定的工作机制。五年中，召开各种类型的专题或全体工作协调会议共35次。

5年来，研究团队以统筹协同管理的方式不断推进研究。“不以单位为边界，而以研究的整体性需求为核心导向，通过单位之间人员流动、聚集研究力量，形成集成优势。”盛昭瀚介绍，具体办法就是人员交叉、资源与成果共享。

同时，对于保证项目的高端性，研究人员一致认为，要以取得一流科学成果为目标，要论文、要好论文，但不唯论文，争取在国内外一致认为的重大变革性科学问题上代表中国学者取得突破性和前沿性的成果。

5年中，重大项目全体研究人员从项目开始的那一天，在最初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逐年按照“精选科学问题—聚焦精选问题—锁定标志问题—锤炼原创问题—确保一流成果”的递进路径前进。

2016年，重大项目组分别在武汉、上海、南京连续召开了5次主题为“2018年拿出什么与重大项目科学目标与宗旨相称的创新性、标志性研究成果来结题”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各项目承担单位一次次提出问题、又一次次否定自我、不断凝练和深化并最终确定质量更高、原创性更强的一流成果目标，并在项目规定期间基本实现主要目标。

令研究者们感到欣慰的是，该重大项目执行5年来，我国已初步成为国际重大工程管理领域学术共同体中“三极”（美、英、中）中的重要“一极”，在国际工程管理学术话语体系平台上，更加频繁和自主地用“中国话”讲述中国重大工程管理思想、理论、故事和学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