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高校不同，美国高校对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划分更为精细和明确，在一个专业方向上，原则上不会同时设置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一般是上研究生班，没有博士研究生那样有明确的指导导师。而导师与博士研究生之间更多是“师徒”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博士生不是“老板”的“劳动力”，而主要是接受相关的研究训练，将来有能力和机会传承发扬并光大学术的传统。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2019年的考研初试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对于一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来说，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复试和导师的选择。而其中如何选到心仪的导师是大多数学生关注的问题。

在网上考研相关的帖子中，经常能够见到诸如“××导师如何”“××专业哪个导师好”的问题，更有一些“过来人”建议学弟学妹擦亮眼睛、仔细分析，避免未来的研究生生涯中“被放养”或是“白当苦力，被抽干榨尽”。而近期不时被媒体曝出的研究生与导师存在矛盾，甚至导致自杀的案例，更使得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那么，中国的研究生和导师到底怎么了？如此紧张的导学关系是只有中国才存在吗？国外导学关系上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几位具有海外经历的一线教师和学生，让他们谈谈所闻所想。

世界导学关系差异

眼看寒假即将到来，但北京某高校的研究生王丹妮却并不快乐。她最近正在为导师安排的工作而感到苦恼。

“导师担任行政职务又有学术任务，很繁忙，于是也给我安排了一些辅助跑腿的工作，但是最近觉得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精力被这些繁杂事务占去，自己只能靠碎片化的时间学习、做学术。”王丹妮说。

像王丹妮这样因为各种原因在与导师关系上存在烦恼的学生并不少见。

在《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年12月刊登的文章《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经过对3932名硕士研究生进行调查问卷及研究后发现，59.69% 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融洽，36.29%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平淡，3.46% 的硕士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紧张，另有0.56% 的硕士研究生表示自己与导师是敌对关系。

那么，如此紧张的导学关系只有中国才存在吗？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裘进浩看来，学生与导师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论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存在。“我曾在日本高校任教。在日本，导师的地位很高，受到学生的尊敬，但是我也见过很多学生与导师间存在矛盾，甚至有学生对导师进行投诉等情况”。

研究生教育起源于19 世纪的德国,在随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师徒式的培养模式。此后，美国在其基础上不断进行调整、创新,最终其研究生教育在20 世纪60 年代逐渐成熟并让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

而在研究生起源的欧美国家，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与中国较为不同。对此，曾在欧洲某高校交换学习过的王丹妮深有感触。

“在那里，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会更加纯粹一些，导学间除学术上的交流外，一般没什么生活上的交流。”王丹妮说，国外很多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更类似于国内的专业硕士，因此导师的概念不是很强。

对此，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喻海良表示肯定。根据其自身的海外经历，他告诉记者，在欧美国家导学关系的确会更加直接纯粹，且相处的界限较为分明，除学习上的事宜交流外，师生间并不会相互干涉私事。而在中国，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则更加紧密，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使得中外导学关系差异鲜明。

“在国外，导师与学生是一对利益共同体，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互相协作、共同进步。导师会在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制定课程、研究训练等。”喻海良说。

直视导学矛盾的背后

人与人相处，摩擦和矛盾很难避免，诱因有很多。那么，导学矛盾的背后又有哪些原因呢？

“在我看来，很多导学矛盾产生的原因在于沟通问题。”喻海良分析道，“国外导师对研究生和博士生做什么划分得很明确，往往学生一入学就已经明确地知晓。而中国的学生很多不清楚成为研究生到底要做什么，对未来没有预期和准备，因而之后产生的困惑和矛盾也就更多。”

作为一名培养过很多研究生的一线教师，喻海良十分重视与学生间的沟通。在他看来，导师和学生看待问题的角度很多时候存在差异，导师如果不注意学生的能力差异和反馈，学生也不主动去找导师沟通，那么矛盾就会产生，随着时间积累，最终可能就导致很多不好的结果。

而在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王鸿飞看来，之所以有时很难及时、全面地沟通，研究生的体量是一大原因。

“比如在美国，一个系或院的研究生数量与我国一个系或院每年上百人不同，学生数量不会太多，每个学生都由三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管理。”王鸿飞说。

除此之外，他认为，我国在研究生的基本建构和制度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很多学生在对未来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成为研究生，而学校对于研究生应该做什么没有具体的规定。

对此，王丹妮表示，个别导师还在分配一些不在教学范围内的任务，而作为学生，有时很难拒绝导师的要求。

“导师在开口提要求的时候，基本已经把这个任务分配给你了，征求意见实际上更像是通知一下。此时，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导师都会‘想办法’替你解决问题，然后继续让你负责他分配的任务。这样矛盾就产生了。”

在美国，学生的培养计划往往是在师生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非中国导学关系那样“事事包办”。

2017年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的《导师与研究生协议书》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协议书分为导师对学生的承诺和学生对导师的承诺，这充分体现了“导学关系”上的双向选择、双方协商、互相负责的特点，也许这才是研究生与导师相处的最佳状态。

借鉴导学问题的良策

那么，面对如今复杂多变、解决起来盘根错节的导学问题，在放眼世界，导学关系后，是否有应对的良策呢？

根据《硕士研究生导学关系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导学关系处于敌对的研究生中，90.91% 的硕士研究生形容自己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如同老板与员工。处于紧张状态的研究生中，76.47%的硕士研究生形容自己与导师的关系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王鸿飞表示，与中国高校不同，美国高校对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划分更为精细和明确，在一个专业方向上，原则上不会同时设置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一般是上研究生班，没有博士研究生那样有明确的指导导师。而导师与博士研究生之间更多是“师徒”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博士生不是“老板”的“劳动力”，而主要是接受相关的研究训练，将来有能力和机会传承发扬并光大学术的传统。

“因此，现在有些导师将研究生、博士生当做劳动力或者产品，自己是‘老板’，这样的思考方式是不对的。”王鸿飞说。

对此，喻海良表示赞同，在他看来，就像美国导师不会让研究生做横向课题一样。横向的课题研究、追赶进度等是教师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学生的责任。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导师要以培养学生为目的，从培养学生的角度出发指导学生进行训练和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当做劳动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中国高校还应如同日本高校一般建立起严格、完善的制度，设立专门处理导学问题的机构，让导学问题有法可寻、有法可解，而不是在问题产生后一团乱麻。”裘进浩说。在日本，学生可以对导师的一些不良行为或问题向相关的委员会进行投诉，如果一位导师遭到了多位学生的同时举报投诉，调查结果情况属实的话，会暂时停止导师招生，并把现有的学生转给其他导师。

“上级部门的确需要制定维护研究生权利的实施规范，学校也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将实施规范整理成细则，设立委员会，正风正纪。”王丹妮从学生的角度补充道，要让研究生们意识到维权是有用的，这样才能让研究生敢于发声。

而从教师的角度出发，王鸿飞补充说，要健全整个研究生教育的体制机制，“很多研究生自身由于情感、家庭等产生的心理问题，仅靠导师疏导是不够的，导师在发现后还需要有专门、专业的机构人员进行沟通和辅导，防患于未然”。

除此之外，王鸿飞与裘进浩都建议，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建立起淘汰制度，进而保证研究生的质量。

在美国，每年每个系能够顺利拿到学位的人数并不多，特别是在博士阶段，最终还要淘汰将近30%的学生。“我在美国读书期间，第一学期后系内就淘汰了约20%的学生，最终拿到博士学位的比例大概是2/3。”王鸿飞说。

“事实上，在导学关系中，有时导师也处于弱势，面对一些本身学习态度不端正、换了几个导师都不行的学生，束手无策。”裘进浩说，因此，淘汰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维护师生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