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崔院士家属到办公室。

在崔院士家采访崔院士夫人和女儿。

采集小组整理笔记本提要

崔院士的学习笔记本

在崔院士家的书房

采集小组发给各采集单位的工作函

访谈场景

崔院士任第一任所长的办公楼

访谈场景

■童春霞

2017年1月5日，我收到了北京市科协的邮件，正式通知我们承担的崔国良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经过结题验收会议专家评议，获得了优秀的成绩。我们采集小组历时两年的心血之作，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肯定，在激动、高兴之余，我禁不住回想起这两年来小组同志团结协作、冲破重重困难、辛勤工作的点点滴滴。

2014年6月，在“崔国良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的立项准备阶段，当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领导提出准备让我承担该项目的组织工作时，我是根本没有勇气承担这项任务的。这是因为早在2011年11月，80岁的崔院士就因工作劳累突发脑梗住进了医院，到2014年6月时，两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崔院士本人不能说话，而且意识微弱，不仅不能接受采集工程要求的访谈，甚至完全失去了与人进行交流的能力；崔院士的夫人虽然是与崔院士共同留学苏联的校友，在业务上也曾经给过崔院士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她却因年事已高且心病折磨，记忆力减退；崔院士的儿子和女儿都长期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不便及时沟通。另外，由于崔院士所从事的固体推进剂研究涉密级别很高，我们在各类文献库里均没有查阅到崔院士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等出版物，其他与崔院士科研相关的资料也很稀少。这些困难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就是寻觅一个合适的研究报告撰写人很难。从我本人的角度讲，因为此前没有独立主持系统性工作的经验，也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采集工作，所以在立项之前的准备阶段，我一直犹豫着不敢接受这项任务。直到7月份，科技委当时的周晓飞秘书长答应帮我安排一位研究报告作者后，我才为自己壮胆地想：我是崔院士的秘书，我不接这个任务，谁接呢？

2014年9月，“崔国良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项目”正式被批准立项，项目小组也正式成立。整个工作班子除科技委秘书长周晓飞担任项目负责人外，另外的五位骨干成员之一是研究报告撰稿人刘亚军老师，过去她曾经参加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采访过第一代老革命家和多位知名人士，有一定的访谈和写作经验。李圣成是航天档案馆的专职摄影师，此前，他已参与过四位院士的采集工程，对采集工作的要求比较清楚，他不仅能对小组工作的安排提出建设性意见，也能确保访谈的音频和视频文件完全满足采集成果要求的质量。贾长江和赫明鲲两位老师是曾经在崔院士领导下工作过多年的老部下、老同事，他们了解崔院士的工作领域和工作经历，在选定受访人、提供历史信息和专业知识方面为小组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我作为采集小组工作的具体组织者，既直接承担了资料采集、资料整理和编目工作，又承担着小组的全面组织工作，像一条线那样，把采集小组事无巨细的各项工作串连起来，这使我在采集工作中获得了一次全面的锻炼。

采集资料是基础性工作，2014年7月，我们邀请崔院士的夫人和儿女到办公室，整理了崔院士办公室内的书籍、手稿后，他们同意全部捐给采集工程。

第一步的工作虽然很顺利，但是接下来我们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中。在对崔院士夫人和女儿的访谈中，由于崔院士长期严守保密纪律,家人对他开展科研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们没有获得预期的采集资料，只了解到了崔院士工作和生活的很少线索。工作难以再继续深入，怎么办？我们决定下一步先把采集工作的重点放在崔院士曾经上学的学校和他的亲属身上。2014年9月-11月，采集小组先后走访了崔院士初中时所在的张家口市第一中学、高中时所在的北京市第三中学、大学时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查到了崔院士的学籍档案和不同时期的学习成绩单；访谈了崔院士的妹夫、嫂嫂、侄子、外甥/外甥女、儿时的玩伴（堂妹夫）和与他同时期在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留学的校友，使我们对崔院士的出身背景、幼年时的生活状况以及上学期间的情况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与此同时，我召集了采集小组开工作研讨会，请贾长江、赫明鲲两位老师介绍固体推进剂行业发展概况和崔院士早期工作的情况。这个会议一方面是研究采集工作进入业务领域后开展资料采集和访谈工作的方略和步骤，另一方面是对小组成员进行一次专业知识扫盲。

最初，崔院士家属表示由于工作保密性，家里没有留存资料。但是我们每次访谈后，都将获得的信息向崔院士家属反馈，让崔院士家属了解我们不畏困难的决心。

2014年11月，我们来到内蒙古乌海市和呼和浩特市，先后对崔院士的嫂嫂、侄子和曾经与崔院士共同开展科研的11位老科研人员进行访谈，这些受访人介绍了很多崔院士的生活、工作的成长细节，特别是当年与崔院士一起参加内蒙古基地创业、科研的老同事所介绍的情况对我们理解复合固体推进剂早期发展情况有很大的帮助。家属惊讶地发现，我们了解到的很多生动细节竟是他们这些与崔院士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人都不知道的。在感动之余，家属更加信任也更加支持我们的采集工作，后来，崔院士夫人干脆同意让我们自己动手在她家里的书房和地下室搜寻资料。经过先后数次亲自发掘，我们采集到了崔院士自1961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至他2011年病倒前50年来的学习手稿，再加上从他办公室内采集到的学习笔记，共计91件，累计4000多页；与老同事的来往书信52封；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材料的底稿及获奖材料复印件；500多张老照片（其中有一部分是原件）和崔院士上世纪60年代留学苏联时用过的行李箱、照相机及其配件、望远镜、俄文饭盒、俄文笔筒、纪念章和纪念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的搪瓷杯等实物共131件。此外，还有航天重大事件纪念品、纪念邮册、纪念邮品共75件。这些文字和实物都是极好展示崔院士学习和业务成长历程的实物佐证。我们还向崔院士家属介绍中国科协正在筹备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工作进展情况，使家属认识到将崔院士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收藏进博物馆，从而发挥教育后人的作用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大量的间接访谈，也是我们采集小组的工作亮点之一。由于崔院士从事的科研工作密级高，所有的业务档案均不在解密范围，再加上他本人已完全失去语言以至沟通、交流的能力，因此对崔院士的家人、亲属、同窗和以往同事的间接访谈就成了我们小组工作的重点。刘亚军老师充分发挥她采访经验丰富的优势，和我几经商量，设计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调查和采访计划，每次采访之前都尽量查阅相关资料，做好尽可能充分的案头准备。例如，崔院士除在结婚时带夫人回过一次老家外，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未曾到过河北省阳原县的老家。在赴阳原县之前，我们先去国家图书馆的方志馆去查阅了阳原县志，从中了解崔院士幼时成长的环境和背景，还查阅到崔院士亲属早年在阳原县的学习、工作情况。另一方面，我们每一次外出访谈或者查阅资料，都会先给相关单位发函，介绍采集工程的意义和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争取得到组织的支持和帮助。由于受访人和相关单位对我们收集资料和访谈的意图及工作目标十分明确，所以每到一地工作都非常顺畅，有时候还能获得意料之外的收获。例如：当阳原县政府和县档案局了解到崔院士采集项目的工作目标后，不仅为我们写了抗日战争时期阳原县的社会经济情况的书面介绍，还赠送给我们一套1935年编纂的《阳原县志》。由于重视案头准备，每一次访谈的目的性都比较强，又因为受访人单位对采集工程的意义清楚，在安排访谈场所、接待访谈小组人员和安排受访顺序等方面也都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与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既避免让那些年过古稀、耄耋之年的受访人等待时间太长，提高了访谈效率，又尽可能避免不同受访人重复进行浅层回忆。随着访谈人数的增加，获得的信息也越深入。如此循序渐进，逐渐理顺了工作进程。

在两年中，我们先后共访谈了51人次，整理访谈录49份，音频文件时长2353分钟，视频文件时长1791分钟。受访人有耄耋之年的崔院士本科同学和留苏校友、古稀之年的老同事，也有天命之年的科研骨干。他们真情回忆崔院士学习和工作中鲜为人知的动人往事，为勾勒崔院士的学术成长轨迹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口述资料历史的珍贵实物。

尽管采集工作量大，但我们的团队合作却是愉快和高效的。赴内蒙古、陕西、湖北等崔院士工作过的地方，我们小组五人各司其职。刘亚军老师逐一与受访人深度挖掘崔院士以往学习和工作的细节，摄像师李圣成提供了完全合格的视频、音频资料，与崔院士共事多年的贾长江老师、赫明鲲老师在访谈过程中为受访人提供记忆的线索。特别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受访人直接带着过去与崔院士的往来信件接受访谈，使我们不仅获得了口述资料，还收集了不少第一手历史资料。

经过对访谈录、信件和崔院士手稿的交叉研究后，我们发现崔院士不仅在我国复合固体推进剂研制的各个发展阶段成绩卓著，而且在形成复合推进剂研制程序和规范方面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而这一贡献在以往介绍崔院士的文章中却很少提及。

由于采集到的4000多页学习手稿和照片多数没有标注时间，我数次组织采集小组骨干成员进行资料产生时间的甄别、辨认，并与崔院士家属反复沟通。为了提交高质量的采集成果，我还组织小组骨干成员分别进行访谈录和研究报告稿件的自审，更正口述中的语病和专业用词的错误，特别是修改和校准一些专业技术方面的名词，提高了稿件内容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在内审的基础上再请行业专家们对研究报告进行审查，获得了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资料整理和编目工作庞杂而琐碎，我严格按照采集工作的质量要求去做，发现自己对编目要求理解出现偏差时就立即向馆藏基地的老师请教，及时更正。经过一遍又一遍地研习、调整，一次次重来，在馆藏基地老师专业又耐心的指导下，我们小组资料整理的规范性也不断提高，终于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崔国良院士采集小组的采集任务。

短短两年时间的采集工作，我自己也是获益很多。因为我学的是技术性很强的自动化专业，比较擅长对具体课题的深度研究和挖掘，通过这次的采集工作，我在系统安排和适时把握推进工作进度、发挥小组成员特长协同合作的组织能力方面得到了锻炼；学会了运用组织资源开展工作，提高了工作的有效性。此外，我从采集小组每一位骨干成员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最让我感动和感慨的是，尽管我们无法查阅崔院士研究工作的业务档案，受访人对许多业务和技术问题也无法进行深入介绍，但是接待我们访谈的研究院、研究所领导都对采集工作高度重视，很多受访人在回忆往事时都对崔院士的一丝不苟、科学严谨甚至奋不顾身的精神表达了敬佩之情。受访人介绍的细节、崔院士的手稿和信件以及能够披露的很少一部分档案，都向我们展示出了崔国良院士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业务成长之路是多么艰辛而富有成果。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被彻底感化了，最初的忧虑变成了与日俱增的信心、激情，以及精益求精的工作思路！

崔国良院士采集小组的工作刚刚画上句号，2017年1月18日，85岁的崔院士走了。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众多前来送别崔院士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都是因为采集工程而与我相识。他们纷纷表达了对采集小组给他们提供了回顾与崔院士共事经历机会的谢意，崔院士的家属、亲属更对采集小组系统地整理出崔院士一生的成长资料和人生轨迹表达谢意。是啊，采集工程从多角度展示崔院士的工作贡献、学术轨迹和优良品质，让崔院士的同行者们寄托情怀，让后来者们汲取能量，获得激励，这不正是采集工程的意义所在吗？

（作者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