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想象10年后，主任们已年过花甲、有心无力，而没有独立主刀过大量常规和复杂手术、没有独立处理过紧急状况的年轻医生，该如何去面对排着长队等待救治的患者们？”近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兼附属眼科医院院长刘奕志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

如今，在初级保健和分级诊疗系统仍待完善的中国，患者们无论大病小病都要去大医院找专家、找名医，即使是普通常规的手术，多数患者也要求由高年资、高职称的医生完成。年轻医生有机会做主刀的病例不足医院成千上万病例中的5%。

“年轻医生们得不到手术操作的机会，技术培训无法真正落实。可以想象，如果现在仍没有强有力的措施逆转此格局，10年后的中国医疗界将面临手术人才严重断层的危机。”刘奕志坦言，中国医疗体系人才培养的问题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怎么会出现当前这种令人堪忧的局面呢？刘奕志认为，是医院、医生、患者三方面的原因所致。

公立医院需要通过经营性医疗才能生存发展，为吸引更多的病源，各大医院争相打造“名院、名医品牌”，社会过度宣扬“名医”，手术则自然集中于少数知名专家。医院以手术量作为外科医生绩效考核和制定薪酬标准的主要指标，势必驱使高年资医师做更多的简单、常规手术，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培训年轻医生。而各医院普遍采用的不根据术者资质加以区分的一刀切价格体系，也必然驱使患者们选择风险更小、更熟练的高年资专家作为主刀。

对此，刘奕志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切实落实分级诊疗体制，严格划分诊治权限，让专家名医集中精力诊治疑难杂症和培养人才，让常规疾病分流至低年资医生，这样既可让专家名医从简单重复的常规疾病诊治中解脱出来，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培养下一代年轻医生，又能让真正的疑难患者得到专家的诊治。

“政策上，保险制度也需要做相应的改变，使其更合理，例如进一步降低基本医疗的自付费比例，让患者在基本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下真正享受低价或免费的医疗，同时规定基本医疗只能用于支付普通医生的手术费用，除病情复杂外，选择更高级别的医生需要额外自费或商业保险支付费用。”刘奕志说。

与此同时，刘奕志表示，改变现有绩效方式也势在必行，大型公立医院应加强教学医院的职能，不能单纯以手术量作为薪酬指标，必须综合考量教学、科研等工作以及合理的手术难度分级体系，调动各级医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励高年资医生开展高难度手术，下放“低难度”手术给年轻医生。通过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对教学部分增加权重，激励高年资医师积极开展教学并采用“放手不放眼”的方式指导年轻医生手术操作。这样既可解除患者对手术质量的顾虑，保证患者的权益，又可让年轻医生有充足的手术操作机会。

“患者们在解决方案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教学医院、医生还是媒体，都应参与对患者的宣教和沟通，让患者充分理解教学医院肩负承担为国家培养年轻医生的责任，而人人都有承担和支持医学发展的义务，是对子孙后代医疗条件的重要贡献。”刘奕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