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博物学传统，对于理解近代科学的起源和西方科学的发展主线是必要的补充，对于解构现代性的强权和应对现代性的危机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些年，随着国内学者的推介、翻译及研究，人们渐渐了解到，西方科学除了我们一直以来熟悉的以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玻尔、霍金等代表的数理科学，还有另一个科学传统，即博物学。清华大学教授吴国盛称之为“另类传统”。

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将西方博物学发展分为5个类型和阶段。第一阶段是草创期，以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为代表；第二阶段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准备期；第三阶段是林奈和布丰的奠基期；第四阶段是直到19世纪末的全盛期；第五阶段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衰落期。

繁荣：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10卷本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与博物学有关的有《论天》《天象学》《论生命的长短》《动物志》《论动物部分》《论动物行进》《论动物运动》《论动物生成 》《论植物》《论风的方位和名称》等。

亚里士多德的弟子、“吕克昂学园”继承人狄奥弗拉斯特有两部重要著作，即《植物探究》《论植物的本源》，也因此，他被后人称为“西方植物学之父”。

古罗马作家、历史学家老普林尼所著的百科全书《博物志》共37卷，包罗万象，但其中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占24卷之多。

与老普林尼同时期的希腊作家迪奥斯科里德斯写了《药物论》，记录了550多种药用植物，被认为是现代药物学的先驱。古罗马医生盖伦也写了大量药物学著作，两人一起开辟了“药用自然志”传统。

虽然《博物志》遭到后人诟病，有学者认为其只是罗列，但沿着老普林尼的方法和思路，这样的博物学书写持续了1500年，其间素材在不断地增加，风格没有实质改变。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才真正繁荣起来，博物学同样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吴国盛认为，其繁荣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大翻译运动及印刷术的发明，二是地理大发现及商业的繁荣，三是医学教育开始重视药用植物志。

这一时期有两位重要的博物学家，意大利的阿尔德罗万迪和瑞士的格斯纳。

阿尔德罗万迪的主要著作是14卷的《自然志》。1568年，他在博洛尼亚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植物园。

格斯纳是书房里的博物学家，他的5卷本《动物志》中的动物有现实存在的，也有传说中的，他将每一种动物相关的称谓、形象、事实、传说、格言等汇总起来。

刘华杰认为，这一时期的学者做两件事：一是恢复有关动种植者的历史和药用方面的希腊文化作品和拉丁文作品，二是在现实生活中辨识物种。

事实上，这时期博物学家主要做的是琐碎、细致、艰苦的工作，他们不但汇总前人对动植物的讨论和探索，同时还非常重视“描述”，他们追求对自然事物描述的准确性，把大自然中的奇异的、普通的造物分类、编目，认真测量、仔细记录和描写。刘华杰认为，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具雏形，为18世纪严密的博物学研究做了准备工作。

需要明确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还不是日后以客观观察、中性描述为特征的博物学，因此，这时的著作更像文学作品，而不像科学作品，并通常赋予了很强的道德教化功能。如“博物学过去和现在都打上了人文文化的烙印”这样的评价是有原因并且准确的。

到17世纪的英国博物学之父约翰·雷时，这一情况才开始转变。他是牛顿同时代人，将博物学与自然神学融为一体，他不但热衷于野外考察，还是对神学、语言、植物、动物、地质都有研究的通才。约翰·雷著作等身，包括了以上几个方面。他在植物分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方面有具体的贡献，如《植物志》中表述了现代意义上“种”。

当然，在约翰·雷之前及同时代国际上都有不少同行。不过，17世纪是数理实验科学的革命时期，博物学仍处于过渡期。

极盛至衰：从秩序到分科

18世纪，博物学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主要由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三类学科组成，脱离道德教化，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客观的观察记录和理性解读。

尽管博物学受到很大关注，不过当时名实对应混乱，迫切需要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和命名规则。给大自然和博物学带来秩序的是林奈，他出生瑞典，从小就喜欢植物。拿到医学博士之后，林奈得到一笔资金用作考察，之后他又有机会接触世界各地的标本。

带着“在极端混乱中发现至高无上的自然秩序”的想法，1735年，林奈出版的《自然系统》，为植物、动物和矿物设计了一个很人为的分类体系，试图给自然世界以及博物学带来新秩序。

林奈的主要贡献有两方面，一是为建立了以植物的性器官为分类依据的植物分类法，该体系最大特点是简明实用。另一个是为一切物种建立了拉丁语双命名法，第一个名是属名，第二个是种名。1753年，他在《植物种志》中系统地表达双名法的命名规则，这一年被确认为现代植物分类学的起点。林奈还将动物分出6个纲。

和林奈同一年出生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是18世纪博物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著作《广义和狭义的博物学》是一部自然世界的百科全书，虽然在他去世后才全部完成，但不影响这部著作受到良好教育的文化人的欢迎，并成为博物学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布丰有比较明确的物种演化思想，或者说更具有后来科学家的思想，他试图从天文、地质、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及其变化来寻找世界演化的机理。

可以说，林奈和布丰两人为博物学这门学科奠定了科学基础，让博物学走向科学发展的大道。

18世纪的博物学中，不能不提的是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怀特和他的著作《塞耳彭博物志》，该书在英语世界印刷频率为第四。怀特造就了一种不同的观鸟文化，并以崇敬、赞美的心情描写大自然的丰富与和谐，因此也被称为现代生态学先驱。

怀特开创性的博物学写作方式，影响巨大，法布尔、梭罗、利奥波德等人创作的至今不衰的自然笔记都是延续了这个传统。

19世纪，西方博物学进入黄金时代，一大批博物学家对大自然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险、描述，积累了大量经验素材，到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博物学达到了一个重要顶峰。

只不过，受到整个学科的分科化影响，博物学开始分科化。到19世纪后期，“博物学”一词主要指动植物分类学，以及对身边常见观赏性动植物如鸟和昆虫的研究。而“博物学家”则更多包含“业余爱好者”的意味。19世纪70年代，赫胥黎主张用“生物学”代替“博物学”来指称对生物世界的整体研究，博物学在大学等学术机构里开始边缘化。

博物学边缘化的原因，除了分科化，吴国盛认为，更重要的是实验生理学传统逐渐成为生命科学的主导方法。而实验生理学与近代数理实验科学关系密切，当生命科学的新发展为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让博物学传统相形见绌。

吴国盛认为，这一时期博物学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博物学的专业化、分科化；二是博物学在学术体制中逐渐式微，但在民间仍然盛行；三是“历史”的观念融入“自然”的观念，自然志成为自然史，并诞生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从19世纪末起，博物学在公众中声誉日隆，主要表现在自然博物馆兴盛，民间博物学组织日益发达，博物学出版物拥有大量读者。到20世纪，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地、动物园、植物园等。

在学术界，传统的博物学家转身生态学，强调定量研究，假设—检验方法论，把野外观察与实验室工作结合起来。

今日之博物学

到20世纪中后期，博物学的关注度再次发生改变。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生态、资源问题越来越突出，当代博物学家综合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去解读、探究大自然、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和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两部经典著作也属博物学著作之列，关注的正是现代性问题。

美国著名生命科学家恩斯·迈尔、爱德华·威尔逊，作为当代博物学家的代表人物，前者的著作《系统分类学与物种起源》是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后者主要研究蚂蚁博物学，同时开创了岛屿生态地理学这一新学科，他还用动物行为学来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创立了社会生物学。

还有美国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他的“自然史沉思录”系列，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受到好评和欢迎，有的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其中《自达尔文以来》在美国的销量就逾百万。英国生物学家、知名环保人士珍·古道尔致力于黑猩猩的野外研究，她的著作《和黑猩猩在一起》《在人类的阴影下》《希望的理由》《黑猩猩在召唤》等也影响广泛。

纳博科夫、狄勒德，当然也是博物学家，他们的作品在更广阔的领域产生了影响。

吴国盛表示，关注博物学传统，对于理解近代科学的起源和西方科学的发展主线是必要的补充，对于解构现代性的强权和应对现代性的危机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博物学与科学的关系，刘华杰经过多年思考，提出一种全新的认识。首先他将历史上数理、博物两个传统的划分变成四个传统的划分：博物、数理、控制实验和数值模拟。其次，刘华杰不再像通常学者那样把博物学理解为某种前科学、不成熟的科学或者不太重要的科学。在整体上，刘华杰将博物学定位为一种平行于科学的某种对大自然的宏观探究。他并不否认博物学与科学的交叉，但认为博物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科学的真子集。

（本报记者温新红根据刘华杰、吴国盛文章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