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去行政化”这个多年以来的老话题，因为教育部日前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而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已经读到有识之士的多篇文章和访谈，以前亦没有少涉及相关的问题，但现在看来，仍有必要拾遗补缺，再贡献一点管见。

其实，大学“去行政化”，从本质上说，就是要祛除过分膨胀的行政权力。因为在当下的大学中行政权力无所不在，不仅打破了它与学术权力之间应有的平衡，且已经使学术权力的正常伸张变得越来越困难。没有良好的学术和优质的教学支撑，大学就不再是大家期望中的大学，这是“去行政化”社会呼声迭起的原因。

但一方面“社会呼声”包含着“大学里的呼声”，且积微成著，终于得到教育管理部门的回应，此次《意见》下发就是一个证明；另一方面，“社会呼声”也并不完全等于“大学里的呼声”。当“去行政化”的社会呼声高涨之时，大学回应的方式却是暧昧的。其表现便是，要么根本不回应，仍旧我行我素；要么以“去行政化”的名义，进一步地强化“行政化”。

从“985工程”大学开始的“学部”设置就是一个例子。它不止是以“去行政化”的名义，而且还用“与国际接轨”来使其合法化。但这个虚设的机构，从一开始就显得不伦不类。它是一级行政机构，但级别却无法确定。如果是“处级”，它又何以能居于院系之上、统领院系？如果是“副校级”，显然又有干部“超编”之嫌。关键是，这个机构的设置不是通过裁减行政人员数量、合并重复部门的方式来完成，反而是在原有行政机构之上又增加一个新的机构，这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增行政化”。

教育部的《意见》公布后，马上有媒体称是在“重塑大学精神”。这样的标题，如果不加上“开始”二字，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诸如此类的老话，在复杂的现状面前并不见得适用。因为《意见》中有关逐渐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的言说，既无时间表，也无具体的实施细则。

而即便是走上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轨道，其中的难度也比想象中要大得多。现在看来，大学“去行政化”的难点或者说重点就在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如何妥善地安排。

当下的大学机构，包括现有的校级、院级或系级领导，多是行政化的产物，他们被行政化所塑造，又在行政化中受益。因此，无论从剥离利益，还是行政习惯上说，都不可能扮演“去行政化”积极推动者的角色。前几年，某著名大学校长担忧“去行政化”后，不好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开会连主席台也坐不上之类的言论，虽存在部分的现实依据，但反对“去行政化”的主观意味也相当浓。

从整体上看，大学之所以不愿意对“去行政化”进行实质性的探索，还是因为担心重蹈改革者成了牺牲者的覆辙。这就像在大学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一方面不断提倡创新，提倡发挥个性或者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那些庸庸碌碌、明哲保身者却持续不断地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要改变这种不利于创新，更不利于“去行政化”的氛围，教育管理部门的放权就显得相当关键。因为哪怕是跳“广场舞”，也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在行政化过分膨胀的情况下，大学把太多精力用在应付、应对上面各种指导和活动之上，很少能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施以对策。换个角度看，这也成了学校不愿落实“去行政化”的一个借口。

与上面的放权相对应的，应该是下面的限权。行政化让大学中行政领导的权力过于集中，掌握的各式各样的资源也太多，“官大学问大”虽常常成为笑柄，却是现实。这些都与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极其不相称。

大学本身是学术共同体的一个载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不应该允许有任何权力上的独断。因为这个共同体是以学术为上的，而学术是可以讨论、商榷和争议的。这个共同体的另一个职责是教育。真正的教育也从来不兼容居高临下、舍我其谁，它总是在具体的协商过程中完成的。

总之，取消行政级别，只能是大学“去行政化”的起点，因为没有了行政级别照样可以拥有权力。而如果既没有了上面的监管，又缺乏下面的监督，这个权力就会变得愈发强大。因此，没有真正在制度和机制上对学校内部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限制和调整，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也就失去了实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