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论文的质量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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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围绕科研工作者的考核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对于这样的考核方法，有专家称之为“数数”。论文数量和引用率都是数字指标，但并不应该被当作评价科研成果的不二法宝。真正能衡量研究含金量的是同行评议。

■本报记者 韩琨

又到了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们盘点和总结一年工作的时候了。其中，论文对于每一位需要参加考核的老师来说都十分重要。事实上，除了老师们对自己的总结，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也在对上一年度我国科研工作者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

上月底，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信所”）公布了最新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4年我国发表的《科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数量排世界第2位，10年来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世界第4位。

然而，近年来，在我国科技论文整体质量有所提高的同时，媒体却向公众指出了另一个值得人注意的现象。那就是，高校论文整体低于科研机构的论文质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又是为什么呢？

科研机构是“国家队”

有媒体按照中信所的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中国高校SCI论文的整体质量要比中国科研机构的整体质量低一些。”这一分析主要集中于论文发表单位在“表现不俗论文”这一方面的表现。

中信所对“表现不俗论文”这一概念的解释是：若在每个学科领域，按论文被引用次数的世界均值画一条线，高于均线的就是表现不俗论文。

排在前30名的我国科研机构中，有21家机构的表现不俗论文已占所发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就是一多半的论文被引次数达到世界均值；而同样按发表表现不俗论文的数量排队，排在前30名的我国高校中，竟没有一所高校发表的表现不俗论文能达到其论文总数的一半。

对于这样的对比结果，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林中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他给出的理由也十分易于理解：在划定了前30名这一比较范围之后，能排进前30名的科研机构几乎都是“国”字头系统的专门科研机构，发展的学科也比较集中，反观高校，即使是我国一流大学，往往学科众多。

“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基础不同，排名也参差不齐，不可能一所大学每一个学科产出的论文都是高水平的。”林中祥说，这样一来，竞争力不强的学科难免会在数字统计中“拉后腿”。

“另外，就是课题和经费的对比，科研院所在这一方面也比绝大部分高校有优势，实验条件较好也是研究出成果的保障之一。”他补充道。

“都是我们在写”

“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写，第一作者署导师的名字。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师们也不避讳承认这一点。”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博士生小古告诉记者，而这种情况是不分高校还是科研机构的，“都一样”。

小古说，他的导师不仅是实验室的一把手，还有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的教学任务，平日里又有许多学术会议需要参加，“想一想也知道他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完完整整地写篇论文”。

“毕竟科研机构的老师们也有自己的学生，只是体量方面无法和高校相比。”他说，换言之，上述被统计的SCI论文中，有一大半来自于硕士生、博士生之手，这些在读的学生才是中国科技论文的主要写作者。

不过，小古立即向记者补充，这样的情况绝非我国特有，“我有同学在国外大学的实验室读博，情况也是如此。很简单，老师们尤其是‘大牛’导师实在很忙，他们没时间一篇一篇地写”。

导师们有科研任务，要计“工分”，学生们同样也有必须完成的“工分”，这事关他们的毕业大事，也直接影响着日后找工作的情况。

因此，身为学生的“小古”们也愿意借助自己导师的影响力投稿。他说：“既要写，还得能发出来，毕业前至少发表两篇论文，其中1篇还得是SCI论文。这是我从读博一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在念叨的‘头等大事’。”从这个角度出发，做学生的认为，导师愿意给我们一些课题、项目去做，是一件好事。

数量说完了，那么发表的这些论文的质量呢？

小古说，基本上论文质量还是要靠导师把关，而这就因人而异了。“主要与导师性格有关，有的导师要求高，学生就多改几遍，有的导师事情多，要求就松一点。”

应该说，小古所说的这些刚好佐证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王孟昌的观点。

王孟昌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总结道：“高校的科研主力军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论文的主要作者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可能比科研院所要低，也就是说高校中绝大部分成果由最初级的科研工作者（‘科研学徒’）完成，而科研院所大部分由中高级的科研工作者完成，质量上应该会有不同。”

数量、引用率的局限性

在量化考核论文的重压下，“造”论文是许多人的应对之策。

关于制造论文，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四清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表示：发表论文本应当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学者们在研究中有了新进展，有了较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自然而然要发论文，其一是为了学术交流的需要，让同行们知道自己干什么；其二是为了知识传承，推动科技进步。”

然而，现在的情况却让秦四清很痛心。“但目前我国学界几乎整体‘沦陷’了，为了职称、基金、奖励与荣誉等，拼命地批量制造山寨、灌水论文。”他说。于是，有人做课题做得极其细碎，有人来回做的内容都是“换汤不换药”，还有一些是纯属为了好发表而写的跟风之作。

关于引用率，小古表示导师和学校对此并未作要求。“很多高引用文章只是说明做那个方向的研究者特别多，并不能完全代表研究水平。” 换言之，仔细研究之下，尽管被引用率是衡量科研文献被其他研究者认可的标志，但并不全面。本文开头提到报道中对比所作的结论的参考价值似乎并不大。

“一篇文章的被引用率很高，并不意味它的含金量就高，也许只是一段时间范围内的热点，有的研究课题偏冷门，即使价值很高，也未必能广泛被引。”林中祥补充道。

王孟昌也表示新加坡这边的科研评估也会看被引用率的高低，但他认为：“用引用率来评价质量是片面的，引用率高，只能证明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数量巨大，并不能直接反映研究成果的质量。”

论文数量可以靠“凑”和“制造”，引用率的参考价值也有一定的限制，那么，究竟怎样的指标才能真实地反映科研质量呢？

行政化的数字指挥棒

“真正能衡量研究的含金量的，应该是同行评议。”林中祥说。

一直以来，围绕科研工作者的考核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对于这样的考核方法，林中祥称之为“数数”。在他看来，论文数量和引用率都只是数字指标，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应该被当作评价科研成果的不二法宝。

他说：“其实，看一个人的研究成果怎么样，并不是看他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或者被多少人引用，而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同行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换意见，基本上就能够知道水平高低。聊一下，就大概都明白了。”

在林中祥看来，科研成果还可以通过与业界的对接体现。但是，很多与企业合作的课题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发表文章，有迫切发文章需求的教师就较少去作技术开发方面的研究。

“在新加坡，评价科研成果会考虑研究的影响力，比如企业向学校购买／租用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的数量。”王孟昌说，至于论文数量，“比重不太大”。

在采访中，几位受访者不约而同地对记者表示，说来说去，还是科研评价体系的问题，而这其中，管理者们必须摆正统计的意义，而非盲目地迷信数字。只是问题在于，当管理者是外行时，数字对于他们就是最直观和可信的。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老师们必须跟着‘指挥棒’走。如果大学可以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话，相信会好很多。”林中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