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铮

笔者最近读了徐冠华院士《走向创新型国家》一书，颇受启发。该书是徐院士担任科技部负责人期间的一系列讲话摘登，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政府试图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努力。

读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要指导学生做论文。明年毕业的两名学生，一个研究创业管理学，一个研究创新动力学，因此论文会结合当前国家的发展战略讨论创新型国家建设问题。而最近参加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更令笔者深感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以下两个更具体的战略。

首先是国家的创新创业政策要特别扶持研发产业。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科技的发展，需要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活跃。然而，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要在经济上表现出来，就得有产业实现。因此，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或者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与创业的密切结合。在科学政策研究以及经济学研究方面，需要有把这两个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学说。

2006年，笔者到德国耶拿的经济研究所访问，得知他们的一个研究部叫创新创业研究部。这让笔者很受启发。在这方面，中国要学德国，把精力花在扶持产业和创业上。而当今世界，以创新主导的产业主要是研发产业，创新落实到企业层面应当实现研究与开发并举。一般来说，企业都有研发部门，但在现代经济中，研发可能已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研发产业这个名词就是美国学者提出的，而且被加入到统计部门。换言之，“研发”有了正式户口。

第三次产业革命过去常被称为信息产业革命，现在看来这还不够，应该是信息产业加研发产业革命。美国现在领先全球的关键是研发产业：信息产业的企业都交由跨国公司，研发的关键内容都自己留着。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就要完成从创新到产业的最后5公里，这就是建设研发产业。不然，就会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笔者曾和学生做过一项研究，通过模拟分析发现，如果知识转移的阻尼偏大，发展中国家永远跟不上发达国家。比如，目前印度信息产业很发达，但研发产业不行，一时半会赶不上中国，更不要说美国了。

研发产业，就是把研发成果直接或间接作为产业产品用于交易的产业。当前的世界竞争，主要在研发产业方面，因此美国人总是找中国知识产权的茬。美国的特点是兴起了若干研发产业发达的城市，可将其称之为研发枢纽城市。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也应该建设研发枢纽城市。

其次，科技界需要一种承认个人的合作文化。创新，需要具体的人去完成；建设创新国家，也要靠具体的人来实现。这意味着要承认个人的作用，同时提倡创新中的合作文化。中国在这方面需要进行新文化构建。

最近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举国欢庆。有人说，当年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就该拿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拿到？因为是集体成果，不知道奖给谁？同样作为东方国家，俄罗斯早有人拿了诺贝尔奖，日本也拿了，为什么中国迟迟拿不到？其中折射出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是：我们不承认个人。一个单位有人有了成果，马上就说单位的成果，然后授奖，总是单位某个领导排名第一，不这么排，评审委员会很可能不通过。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要改变这种不承认个人的帮派文化。在科研领域，就是要防止项目评审、成果评审中的帮派文化，讲科学良心。

一名学生最近告诉笔者，她的职称评审受阻，因为她文章不够。笔者问道：“你发的文章不是很多吗？”她不无责怪地说，“王老师按你的要求，我以博士论文改写的论文发表，第一单位都是我读书的重点实验室，但新到的单位不承认。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有关部门评估重点实验室，只承认署第一单位的文章。”这就是科技评估中流行帮派文化的恶果。对学者评审的不是对科学的贡献，不是研究能力，而是对单位集体的贡献。

相较于俄罗斯，同为东方国家的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较多。笔者认为，这是日本人受中华文化影响、相对重视集体合作的结果。集体合作与“帮派”文化的不同，可以另做话题阐述。总之，为建设创新国家，科技界需要一种承认个人的合作文化，旗帜鲜明地反对帮派文化及其变种——官本位文化。

（作者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政策模拟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