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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嵩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包括“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看，它面临着与其他三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不同的形势和挑战，甚至面临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压力。因此，须认真思考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它必须和中国经济一样实施战略转型，完成由“量农业”向“质农业”的过渡。

“质农业”是现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

江苏省在我国农业中兼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样例。其农业经济在我国省域经济中位居前列，其绩效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相当出色。这是江苏农业的典型性。尽管如此，江苏农业仍面临着“五降”。首先是农业经济的“三降”：①农业在省域经济中的比重下降；②农业绩效相对于工业绩效下降；③粮食生产绩效相对于其他农产品绩效下降。其次是农村人口——劳动力的“两降”；④70%的农业劳动力连带其他人口离开农村；⑤农村剩余人口的70% 是老弱妇幼。应当说，江苏农业的“五降”，既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农业正在经历的共同特征，也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业已经面临并逐步经历的发展特征。这是江苏农业的代表性。

江苏农业“五降”中，①和④“两降”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必然和合理现象，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结果；②和③“两降”最具重要性；⑤“降”既是②和③“降”导致的，反过来又会加剧②和③“降”。②和③“降”反映着农业经济的宏观相对绩效。它们适度之“降”有其合理性，然而下降过分或不当则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意味着农业萎缩。②“降”会加大国家社会和经济安全性风险；③“降”会拖整个农业发展的后腿。

由江苏看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普遍、重要而且急迫的问题是：如何能使农业现代化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并辔而行；如何能使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与绩效相对更高的非粮农产品生产并辔而行。解决这两个“并辔而行”问题，需要从我国农业发展战略考虑。

在我国，农业作为经济基础首先关注的是对人民生活的安全保障作用。因此，安全型农业，尤其是粮食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这一安全首先体现在“量”的满足。这样，以数量发展为特征的“量农业”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这固然有其必要性，但一味倚重“量农业”，必然会牺牲农业经济绩效。其表现为：农业系统低效运行；农产品量大质次；农业经济收益难以大幅度提高。近几年甚至不时会因农产品数量过大、滞销而废弃于田，乃至发生大面积农田撂荒等异常事件。鉴于此，有必要同时重视和创建以质量发展为特征的“质农业”模式。在现时中国，“质农业”的发展梯度无论是实施空间还是经济绩效，均远优于和高于“量农业”。对于解决两个“并辔而行”问题，“质农业”比“量农业”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

两类“质农业”：

中国对“自然资源集约模式”的选择

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无不是质农业，即以“质”为先，“质”“量”兼顾，“量”是建立在“质”基础上的。他们的“质农业”模式，依据生产要素率产出率，大体分两类，可分别名之为“美国模式”和“以色列模式”。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一是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二是人力。美国的耕地和水资源极为富余，而劳动力相对不足，因此，他的“质农业”是向着提高单位劳动力产出的方向。与美国模式一致的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在以色列，最为短缺、最受制约的是可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而不是劳动力。 因此，他的“质农业”是向着提高单位自然资源（耕地或水）产出的方向。与以色列模式相似的有西欧国家、日本和我国台湾。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研究表明：美国模式的单位劳动力产出率比以色列高一个量级（美国为161.3麦单位/人，以色列为71.9麦单位/人）；而以色列模式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比美国模式高一个量级（以色列为3.66麦单位/公顷，美国0.98麦单位/公顷）。可见，美国的“质农业”是劳动力集约模式，以色列的“质农业”是自然资源（土地和水）集约模式。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大国，然而就区域人均而言，中国深受资源制约的威胁。因此，中国发展“质农业”，应选择自然资源集约型的以色列模式，而不是劳动力集约型的美国模式。以色列在非常严苛的自然条件下和高危机的周边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发明、集成和创建了一整套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针对自身特点的、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农业技术体系，建立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型农业。这是中国农业界亟须研究、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与以色列相比，中国实施自然资源集约型“质农业”有着更好的基础条件和起始条件。第一，中国的耕地和水等要素约束远不像以色列那样严苛；第二，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及其依托的自然地理环境远比以色列丰富和优越；第三，中国有着基于地理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历经五千年发展的传统有机精细农业，以及极为丰富多样的栽培作物和养殖物种资源；第四，中国基本具备现代化农业所需的一切知识、技术和装备条件。此外，作为佐证，我国台湾也是一个土地集约型的“质农业”样例。上述同一研究表明，台湾的单位土地产出率（13.63）甚至高于以色列（3.66），约为以色列4倍。既然以色列和我国台湾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大陆不能实现呢？

中国的“质农业”模式

我国的“质农业”，应以“质”为主导，“量”“质”兼顾，在保“量”的基础上求“质”，在“提”质的方向上求“量”。它一方面应具有世界“质农业”共有的“四高”特征，即高安全、高品质、高效率、高收益；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我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特点、技术和文化的历史背景、经济和社会的现代需求，而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本身就是“质”，就是竞争力。它们应综合和系统地体现在品种、技术、生产环境、资源利用、现代农业构成以及物流与营销系统上，从而构成我国质农业的基本内容。

1.农业品种。种子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首要的革命性因素。它最具创造性和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几乎都是以新品种作为标志的。新品种的培育几乎覆盖所有农业技术的功能，既可着眼于改善品质、提高单产，又可着眼于增强耐性或抗性。而且，品种创新是效费比最高的。中国的“质农业”发展，应将品种问题放在首位。既要对高质品种致力于提高其产量，更要对高产品种致力于提高其品质。应在提高品质上下大功夫，或全面或重点突出地将品质落实到营养、风味、品相、采收、储运上。尤其应在利用各地的特有种上下功夫，通过提纯和定向再培育，不仅使它们的独特品质得到强化，而且具有现代市场青睐的性态。应使这些品种的品质指标数值化，以增强品质管理的科学性。这样，我国各地传统的特有种，将会构成特色鲜明、稳定且多样化的现代品种系列。其农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有信心迎战国际高端农产品市场的竞争。

2.农业技术。技术是我国“质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条件；其目标一是品质，二是效率。针对我国现状，应重点关注品质，首先是安全。

应采用有机技术和绿色技术。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化肥和农药，而在于使用的是哪些化肥和农药，在于怎样使用，在于它们在农产品中的实际含量。因此，应将有机标准或绿色标准落实到具体数值上，而且应采用最精细、最严格的指标。指标是竞争力标志。指标落后于人，是不可能在竞争力上反超的。

应全面开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农业是最有可能也最应当实现“零废弃物”的。农业废弃物是生物质型的，它们或可转化为饲料，或转化为能源，最不济也可转化为肥料或土壤添加剂。因此，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有百利而无一弊。质农业的兴起，不仅会大大减少农业废弃物的生成，而且更会有利于这些废弃物的资源化。所有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产品均以清洁产品即“净菜”形态输出；所有种植业废弃物均留在田间，经资源化后再利用；所有养殖业废弃物也应就地资源化，或以制成品方式再利用。

生物技术在育种、制药、制肥、天敌灭虫、昆虫除废等方面，既安全又高效，应当大力开发和推广。唯需警惕其风险的是国外品种引入与转基因品种开发。特别是转基因，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并具前景的技术，但又存在因未知而产生的风险。从规避风险角度，转基因技术应鼓励用于品种的营养强化和耐性强化（如耐旱、耐盐碱）。对于抗性强化（如抗病、抗虫）的食物类品种，则须谨慎地选择。现在中国社会出现规模如此广泛的转基因之争，与其说争在技术，不如说争在管理制度和伦理。转基因食品的试验和销售缺乏伦理和制度制约。以大豆为例，消费者不能确切获知他们消费的豆制品是否是转基因的，使得他们被迫接受转基因。

应大力开发和推广智能技术。国外的实践已证明，它能与所有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结合，从而提高生产和管理的精准性，最有效地降低成本，最显著地提高农业绩效。

应重视和发展生态系统和景观技术。这能使上述技术在生态系统概念下集成，既能使农业系统生态化，又能使农业系统景观化，使“三农”成为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3.劣质土地利用。我国的劣质土地大体是指沙蚀、水蚀、风蚀土地。它们现已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修复和利用。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因水蚀造成的盐碱地。传统上采取的是逆势开发方式——洗盐碱；费水、费力、费资金，高成本、低产出。实际上，盐碱地是有植被的，并有其独特优势。以塔里木河下游为例，那里的植物中，或为药用，或为营养增强型；那里放牧的羊没有膻味。因此，应转而采取顺势开发方式，即利用转基因技术，开发适宜在盐碱地生长的特色植物和动物品种。这一新型的盐碱地农牧业，不仅变盐碱地劣势为优势，而且大大节约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经济绩效可能会超过传统农业用地。这正是质农业的方向。

4.现代农业构成。中国现代“质农业”也将体现于农业结构的扩展。根据现代社会需求和技术可能性，它应在传统农业基础上，增加新的质农业内容。主要有几类农业形态。

特色种养业。应大力发展经济昆虫业，全面发挥昆虫作为食物、营养添加剂、饲料、害虫天敌、生物制剂、环境废弃物分解者的作用。应有选择地发展马产业，由传统的役用马和军马为导向，变为健身用马和娱乐用马为导向。应有选择地发展家庭宠物业，一方面培育和丰富传统宠物的新品种，如宠物狗、宠物猫、宠物鸟、宠物虫，另一方面使传统家养生物宠物化，如宠物马、宠物猪、宠物羊、宠物鸡等。应将传统的花卉业扩大发展为园艺和景观业，不仅提供花卉、草木、盆景，而且提供树木和人造山水景观，不仅为家庭服务，而且为城市园林、市政景观和国土景观美化服务。

更新和扩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一方面继续传统农产品加工业方向，开发更多、更好、更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产品；另一方面应向前后两个方向拓展。向前，就是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前处理，去粗、去废，使其干净地进入物流。向后，就是承担对大田废弃物和加工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这一处理或是作为一种技术服务，或是作为生产的商品进入市场。

“三农”旅游业。它将远远超越现时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旅游。它将综合集成农村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自然环境、现代或特色农业以及美丽中国理想下的新农村建设等诸多资源；既可进行赛马、斗牛、斗鸡、集贸等节庆型旅游，也可进行健身和休闲等度假型旅游。

现代农业物流业。这将是一个建立在网络和智能技术基础上的、借助物流—服务流的、全新的直供—直销体系。与被取代的传统农业服务业相比，其优势在于：①建立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不受中间商掌控，既使收益向生产者倾斜，同时也会降低消费价格；②消费者可以直接选择他所中意的农产品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③消费者可以预订短期（一周或半月）和长期（半年或一年）农产品，从而易于农户有计划地安排种养，降低盲目性；④极为方便农产品的质量追溯，易于确保农产品质量；⑤农业生产者可以方便、迅捷和成本低廉地购买自己需要的农资物品和技术。

“走出去”农业。它正成为我国农业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其意义超越农业，超越经济。我国十多年来产业“走出去”的实践证明，产业质量对能否成功“走出去”的极端重要性。就农业而言，只有质农业，才能真正受到所在国、当地政府和社区的欢迎，才能真正具有强大的国际投资和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

以上描述的中国未来的质农业，应是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真正目标。那时中国的“三农”不仅无惭于任何城市，而且将是人人向往的现代化的田园牧歌之地。

作者简介：

徐嵩龄，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