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于2000年决定要将欧盟转变成“一个具有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以来，德国联邦政府就开始通过多种机制将资金投入到研发当中。因此，德国研究机构开始稳步推进研究人员的教学、合作和职业生涯发展等各项重大改革。同时，这些变革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初级研究员到高级研究员，再到后勤人员，工作岗位都在增加。德国努力创建了长期支持经费的良好前景以及具有吸引力的工资，逐渐成为角逐全球顶尖人才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2003年，Barbara Conradt离开了德国马丁雷德的马克斯普朗克神经生物学研究所，来到美国进行工作。她曾经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她的工作是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的盖泽尔医学院（前身是达特茅斯医学院），她的职位可以让她获得终身任期。这份工作不仅具有更好的长期工作前景，而且也有着研究社群的大力支持。同时，Conradt也非常喜欢美国开放和多样化的学术环境。
“我非常喜欢美国的体系。”Conradt说，她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和博士后的学习，这给了她亲身的体验。她记得：“我当时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搬回德国了。”所以，当猎头在2010年找到Conradt的时候，她推掉了慕尼黑联合蛋白质科学中心（CIPSM）的工作机会。但是，Conradt很快就开始重新考虑。她在想，如果她有了这份工作邀请，她可以用它来提高自己在达特茅斯的声望。
然而，事情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我意识到慕尼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Conradt解释道。校园扩大了，大学的环境也变得更加的多样化，而且，学校里的女性也多了起来。“我真的想回到这个地方，为它的改变做出自己的努力。”她说。慕尼黑联合蛋白质科学中心为她提供了正教授的职位，并允许她将整个实验室搬回来。她欣然接受了这份邀请。
慕尼黑联合蛋白质科学中心始建于2006年，是在德国“卓越计划”的支持下创办的。该计划鼓励高等院校申请联邦政府的资金以发展以下三大方面：研究生课程、促进热点研究课题发展的卓越集群、提高机构研究和教学质量的制度战略（也称作未来概念）。这一大胆的计划始于2005年，目的是为了打破德国墨守成规的大学制度，力求推进创新。大学现在除了一次性的国家拨款之外，也可以通过提交新的教育策略、研究项目或多个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来竞争额外的联邦资金支持。该计划通过对创新的培养，希望能够建立“精英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一同竞争顶尖人才。在2007至2012年间，该计划的第一轮和第二轮为各高校注入了19亿欧元。第三轮和最后一轮将在2017年为各高校带来27亿欧元的资金。也就是说，13个州、39个大学能够得到总计46亿欧元的资金支持。
“卓越计划”不是唯一的科学经费来源。自从2000年欧洲理事会决定在2010年之前将欧盟打造成“一个具有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后，德国就开始大幅提高研发经费的支出，形成了切实有效的成果。在2005至2010年间，研发领域的工作岗位增加了15%，其中业界的研发经费同期提高了21%，推动了工作岗位的增加。同时，根据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的研发投资从2005年的90亿欧元提升到了2012年的约138亿欧元，升幅达53%。
因此，德国各大传统的研发核心区域开始扩大规模，推动革新，同时开始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南部：巴伐利亚
巴伐利亚州可以宣称自己拥有慕尼黑工业大学（TUM）以及慕尼黑大学（LMU）两大名校，同时也可以炫耀自己赢得了“卓越计划”两轮共计3.7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奖金额度位列第二名。
慕尼黑联合蛋白质科学中心就是由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马克斯普朗克神经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所共同组建的精英集群，共同致力于蛋白质科学的研究，拥有慕尼黑市郊的马丁雷德、加兴和维森三处地址，并在慕尼黑市区内拥有大学物理学和医学部。该研究中心让慕尼黑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以及邻近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和亥姆霍兹研究所的科学家可以坐在一起，通力攻克共同的研究目标。自2007年开始，慕尼黑联合蛋白质科学中心已经获得了“卓越计划”近4500万欧元的赞助。而对于该集群的赞助在2012年得到更新，截止到2017年，每年的预算都将达到约700万欧元。
“我一点都不后悔（离开达特茅斯）。”Conradt研究的是秀丽隐杆线虫的细胞凋亡和线粒体动态分析。她说，在她进入慕尼黑联合蛋白质科学中心的时候，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正在面临“严重的削减”。同时，德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继续保持优先考虑研发方面的长期资金支持，这对于科学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同样吸引人的是，慕尼黑及其周围的学术环境正在不断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比方说，慕尼黑联合蛋白质科学中心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和大多数精英集群一样。现在，该机构各主办大学对硕士的科学教学也都采用英语，这的确有助于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
西部：巴登—符腾堡
在西部，巴登—符腾堡州成为了“卓越计划”竞争中最成功的州。该州的高校获得了5.45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居各州之首。
2008年，Virginie Lecaudey成为了生物信号研究中心（BIOSS）的第一个初级教授，生物信号研究中心是弗莱堡大学的一个精英集群。该机构致力于结合分析方法与合成生物学方法，以便于描绘复杂的信号通路，是德国独一无二的研究领域。Lecaudey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得到这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是可以获得终身聘任的。德国以前没有终身聘任制，但现在各大学也开始提供这种职位，这是“卓越计划”所带来的变革的一部分。
传统来讲，各个大学只会为他们机构之外的专家学者提供终身教授的职位，所以初级研究者在同一个机构内无法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要想成为一名终身教授，这位学者必须要取得“教授论文（Habilitation）”的资格，这是第二个、更加严格的论文。学者只有取得“教授论文”，才有资格指导论文并教授年轻学者。（虽然“教授论文”已经不是必需的条件，但仍然被视为是重要的参考）。同时，高校中有一个Hausberufungsverbot的规定，该规定不允许学者在获得“教授论文”资格的大学成为教授。再加上由于人员流动率低，鲜有职位空缺，所以初级研究人员很难有晋升的机会。因此，设立可以晋升为终身聘任制的岗位反映了高校体系中的重要变化。
比方说，去年慕尼黑工业大学就建立了教职工终身聘任体系。从现在起到2020年，慕尼黑工业大学将提供第一批100个可授予终身聘任的教授职位。该计划是为了聘用具有国际经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已经获得认可的年轻研究人员，比方说曾在影响力较大的期刊发表文章，或者在职业生涯早期就赢得了各种奖项。研究人员在聘任时可以受雇为助理教授，签约6年，之后将进行终身聘任的评审。
在“卓越计划”推进各高校改革的同时，德国政府对研发的努力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弗莱堡北面的海德堡市内，德国癌症研究中心（DKFZ）董事长及科技总监Otmar Wiestler介绍，他们的机构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建立遍及全国的综合性癌症治疗中心。去年，该机构宣布成立了德国转化癌症研究同盟（German Consortium for Translational Cancer Research）。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将与七大高校医院通力协作，打造各高校的转化研究中心。该同盟是由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德国癌症救助协会以及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去年，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以及各参与州为该同盟提供了大约1200万欧元的支持。到2014年，该同盟的年度预算将逐渐提升至约2800万欧元。德国癌症救助协会也将在评估之后，为明确的研究项目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
为了保证该项目的运营，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将聘任21名医师科学家，并为其提供正教授职位。Wiestler说，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具有医学修养的人有很多工作选择，这些人都非常珍贵。所以我们必须要提供优厚的待遇。”为此，德国癌症中心提供了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以及长期资金支持。
北部：柏林
虽然巴登—符腾堡在投入研究的资金上肯定是最大的赢家，但柏林现在则可以宣称自己是除了慕尼黑之外，唯一拥有两大“精英大学”的德国城市。在2012年初，洪堡大学成为了柏林第二个（在自由大学之后）拥有“精英大学”称号的高校。该校的三个研究生院和一个战略计划获得了资金，巩固了学校的整体地位。同时，该校的NeuroCure精英集群赢得了后续的资金支持。
NeuroCure致力于柏林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各高校科学家之间，以及柏林的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MDC）、德国风湿性疾病研究中心（Deutsche Rheuma-Forschungszentrum）以及莱布尼茨分子药理研究所（Leibniz-Institute for Molecular Pharmacology）各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主要攻克神经系统的功能问题。
“NeuroCure特别的地方不是它的研究方向，而是我们如何使用这笔经费。” 集群项目协调人Christian Rosenmund解释道，在德国，像柏林等较为贫困的各大州多年来长期受到预算削减所困（各大学大部分的经费来自于州政府）。在柏林，很多教授的职位就干脆空着。Rosenmund说，在前任协调员Dietmar Schmitz的领导下，NeuroCure将每年“卓越计划”540万欧元中大部分的资金都用于创建新的教授职位，并为他们提供精密的设备。自2006年开始，NeuroCure已经招录了20名新的研究人员。“这是闻所未闻的。”Rosenmund说，“通常如果幸运的话，一个部门顶多就能聘用3、4个研究人员。”
有了额外的资金，大学也有能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资金计划，这是从美国吸引科学家的关键，因为美国的工资通常都会比较高。Schmitz在2009年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聘任了Rosenmund。在接受这份工作的时候，Rosenmund的工资有所降低。但是他看到，美国在5年内都没有增长任何预算，而且还要随时面对削减预算的威胁。而在德国，他能够有机会从头开始，并有更好的长期资金前景。
而在更北部的地方，柏林郊区的Buch很快将会引入更多的人才。去年11月，联邦和柏林州政府就宣布将支持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和查理特大学医院之间的合作，二者将建立柏林卫生研究所（Berlin Institute of Health），快速将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是亥姆霍兹联合会（Helmholtz Association）下属的18个研究机构之一，其中所有研究机构的资金有90%来自于联邦政府，10%来自于州政府。
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主要关注系统医学，而研究人员则致力于描绘在不同疾病中类似的分子和生化途径。比方说，像NF-kappaβ等蛋白质在炎症的位置上是高度活跃的。因为炎症发生在多种疾病上，那么这些蛋白质可以充当共同的治疗靶点。柏林卫生研究所的科学主任Walter Rosenthal说，研究所将为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平台，共同探索并找出疾病临床方面和分子方面的关联，反之亦然。自2013年开始，联邦和州政府将在5年内为柏林卫生研究所提供3亿欧元的资助。某个私人基金会将在10年内提供4000万欧元的额外资助。柏林卫生研究所将最终建立实体空间，并有望在2018年全面运行，年预算达到8000万欧元。查理特大学或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和柏林卫生研究所将共同招聘新的研究人员。
“德国现在非常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Rosenthal说，“我们可以提供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待遇。”
资金并不是全部
虽然资金肯定在涌向研究领域，但很多科学家仍然面临诸多阻碍，单靠资金是解决不了的。比方说，语言仍然是壁垒之一。法国的Lecaudey说，虽然很多机构都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基本德语的话，学术环境之外的生活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而且，虽然各大机构都大力引入女性科学家，并大力支持家庭，但是整体的文化却并没有跟上。比方说，3岁以下的儿童很难在原西德找到日托所，部分是因为原西德的文化不赞成母亲将如此年幼的孩子交予他人照管。学校一般在午后也就放学了。然而，这些方面都在进行着缓慢的变化。现在，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学校全天开放，并建立更多的日托中心，保证充足的日托所可以接纳所有年龄段的孩子。
更紧迫的问题是，这种资金洪流会不会持久，尤其是“卓越计划”所支持的资金。“卓越计划”将于2017年结束。州政府和大学有望能承担这部分费用，但是像柏林等资金较为紧张的州，初级研究人员的工作就可能保不住了，对教职工和核心设施的支持也可能减弱。对Rosenmund来说，他鼓励所有NeuroCure的研究人员都尽可能地寻找第三方资助，Conradt和Lecaudey也支持这一观点。
然而，下面这个改变或许对各大学有所裨益。去年德国修订了宪法，允许联邦政府向各大学提供资金支持，不仅是以项目资助的方式，同时也可以进行长期资助。
同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德国科学家的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改变。Conradt说，过去1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具有全球背景的年轻科学家开始发挥更大的力量。他们为德国带回了新的思想，让整个系统更加开放、更加多样。的确，据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数据显示，单2005至2009年间，在德国工作的外籍科学家数量就增加了1/3。政府在研发经费上的支出是GDP的2.88%，是各欧盟联邦成员国中比例最高的国家，再加上顶层政治对科学进步的推动，保证了德国继续成为科学家工作和生活的完美国度。
（Gunjan Sinha 是德国柏林的自由撰稿人。DOI: 10.1126/science.opms.r130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