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永宁县望远镇，一块耕地被当地制药厂堆放的药渣污染后变为废田。近年来，我国部分耕地质量降低，在农业科技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粮食单产持续提高难度加大。新华社供图
■本报记者 甘晓 实习生 温超
最近，由国土资源部部署的全国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实施方案——《2012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报告》已进入冲刺阶段。其中，最让人翘首以待的是耕地面积变更的实际情况。
18亿亩，是我国在2006年划定的耕地面积红线，也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2007年，这个数据为18.26亿亩，2008年为18.257亿亩，2011年为18.2476亿亩，而2009年、2010年的数据至今未公布。面对耕地面积逐年下降的趋势，官方的表述为“全国耕地面积连续第3年保持在18.24亿亩以上”。
尽管从数据上看这些年我国勉强守住了这条耕地红线，但由耕地质量下降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让人揪心。采访中，农业专家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不仅仅在于坚守耕地红线，更在于保卫耕地的生命。
“空心村”掏空了村也掏空了地
5月中旬，山东临沂莒南县坊前镇村民郭兴华为自己种植的小麦又施了一次肥。连续好几天的高强度劳动，让已近70岁的老郭有些吃不消。“明年打算不种地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这些年，老郭家的小麦亩产都超过800斤，收成好但收入一直不高。看着自己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这片土地，他总觉得有些气馁。对于中国农业而言，“土地由谁来种”这样的大问题也在困扰着他。
老郭说，他和老伴儿年纪越来越大，干农活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儿子上大学后一直在外地，将来回家种地的希望非常渺茫。不仅是自己的儿子，老郭早就发现，年轻人都不种地了，村子里就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要么去城里打工、上学，要么做生意。”
这样的村子，在中国共有330万个。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彦随把这样的村子称为“空心村”。刘彦随团队去年发布的《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每年约有1300万人从农村转移出去，农村宅基地则由于缺乏退出机制而被长期废弃、闲置和浪费。
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中预测，中国在1990年到2030年间，因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将出现2.07亿吨到3.69亿吨的谷物缺口，并声称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空心村”的出现，无疑加重了粮食短缺的可能性。
刘彦随每年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带领团队扎根农村进行调研。他发现，农村年轻人大量离土、离乡，不仅由于主观上不愿意种地，客观上也已无地可种。
“以黄淮海平原农区市县为例，30多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生不增、死不减’，宅基地‘人走地不动’、‘建新不拆旧’。近10年来许多村庄因无地可批，不再发放宅基地，而几代老人去世后仍占着三成左右的空废宅基地。”刘彦随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年轻人只得占用优质耕地来盖房子。”
他在山东禹城赵庄村调研时，曾看到大量破旧房屋。问及这些房屋何时开始废弃，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很认真地告诉他，“那要问俺妈”。刘彦随推测，这些房屋大概已经废弃了半个多世纪。
在不同类型区村庄用地调研与潜力测算的基础上，刘彦随团队于2012年发布了《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并估算出全国“空心村”的综合整治潜力将达1.14亿亩，而这1.14亿亩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巨大潜力所在。
18亿亩红线看似勉强保住，但“空心村”的大量存在让专家们仍为我国粮食产能的可持续增长深感忧虑。
“占补平衡”还是“占优补劣”
耕地面积的逐年减少，意味着出现粮食短缺的压力日益增加，而城镇化被认为是占用耕地的重要原因。
今年，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陶福禄开展了一项统计性研究。他通过分析近30年与黄淮海平原耕地变化有关的数据，确定这一地区耕地面积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面积城市扩张。研究成果《黄淮海平原耕地在质和量两方面的变化及其对今后粮食产量的潜在影响》刚刚发表在《粮食安全》期刊上。
这项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突破了以往侧重于耕地面积变化的局限，重点关注耕地质和量两个方面，综合评价动态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数据来自全国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国土环境遥感时空信息分析，包括遥感影像、土壤质量分级空间分布、灌溉空间分布、水文站点、气象站点以及粮食总产、粮食单产、播种面积、施肥量和有效灌溉面积等统计数据。
据统计，2001～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从30.8%上升到超过50%。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赵烨的调查显示，1997年到2010年，我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达到2746.5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的面积。
2003～2006年间，粮食大省河南省郑州市因违法征用耕地、宅基地1.4万亩，用于龙子湖高校园区建设，受到国务院通报批评。这成为本世纪初经济社会发展和耕地保护激烈博弈的典型案例。
针对出现的问题，我国曾提出“占补平衡”政策。2004年修订的新《土地管理法》提出，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占多少，垦多少”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不过，近10年来，该政策在具体实施中饱受诟病。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原所长刘纪远认为，这是“虚政策”，“越发达的地区越难以实现”。
有数据显示，在黄淮海平原中，北京、天津等一线城市的占补平衡实现率只有5%左右。同时，全国各地都存在以围垦滩涂、开发山区来补充占用耕地的现象。
在刘彦随看来，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补充的耕地，受水资源短缺、脆弱生态的约束，开3亩地的产能也不如平原地区被占用的1亩耕地。
正如不少学者所言，事实上，占补平衡最后走向了“占优补劣”，这成为政策设计之初未曾预料到的一个漏洞。
陶福禄认为，“占优补劣”的危险在于：肥力和水分较好的耕地大量减少，而开垦的耕地质量普遍没有被占用的耕地好。快速城市化造成了土壤肥力和灌溉条件较好的耕地大面积减少，“这对黄淮海平原粮食安全造成了潜在威胁”。
对此，刘纪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传统耕地和新增耕地的产能并不一致，因此仅从面积数字上找平衡没有意义。
化肥是肥了地还是毁了地
最近几年，老郭也亲眼见证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农田上盖起了整齐的楼房和宽大的厂房。“山东人口密度大，我觉得在临沂，人均占有耕地都不到一亩了。”他说。
土地面积在减少，老郭增加单产的手段便是施肥、再施肥。每年，老郭都要分好几次往自家的地里施肥，“一年下来，一亩地大约要施肥100斤。全都是化肥，几乎没有农家肥”。
去年，老郭听说村子里有人种的小麦亩产达到1000斤。他对此有些羡慕，并坚信“他们一定是多用了化肥”。
谈到化肥的合理使用问题，老郭觉得很可笑：“大家都是根据经验来，哪懂什么科学！”而化肥的种类也是层出不穷，在老郭生活的村里，每年都有各种化肥品牌的推销员来做推销。
其实，农业研究者早已察觉化肥使用量与单产间的关系，并将此关系总结为4种类型，即增肥低增产、减肥高增产、减肥低增产、增肥高增产。
一项研究显示，在全球所有高氮化肥用量的国家中，我国是唯一的“增肥低增产”型。目前，我国每年消耗化肥超过4000万吨，已连续多年排在世界化肥产销量第一位。从2000年到2008年，全国化肥总用量较上世纪90年代增长了35%，粮食单产净增加为每公顷315公斤。与“减肥高增产”的德国、以色列、荷兰等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同时期内氮肥总用量较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9%～26%，粮食单产每公顷增加了约500公斤。
陶福禄研究发现，化肥投放的不断增加是导致黄淮海平原粮食总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这与农民老郭的切身体会几乎一致。老郭种的小麦就是“吃化肥长大的”。
“从1980年到2008年，我国化肥使用量从每公顷100多公斤增加到500多公斤，数量上升了4倍。这在保证粮食增产的同时，也对农田环境构成了威胁。”陶福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我国粮食总产“九连增”与化肥使用量不断攀升密切相关。虽然耕地面积减少有可能带来粮食安全危机，但化肥滥用的副作用也日渐凸显。
在连年的耕作中，老郭明显感到，土地的质量明显不如以前了。
而在全国范围内，我国由于过量使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污染已不是新闻。事实上，我国化肥的综合使用率仅在40%左右，其余约60%的化肥，成了土地污染的重要源头。
老郭还感觉到，小麦的口感似乎也和使用化肥有关。“最近几年化肥用得多，小麦磨出的面粉口感不行了，但不用又不行。”
所以，尽管已觉察到化肥增产的副作用，老郭和其他村民仍然坚定不渝地给土地“喂”超量的化肥，并在收割时享受一年比一年略高的亩产数字。
此外，化肥超量使用随之出现的地下水污染和水位降低等问题也让专家意识到，保障粮食安全不能靠化肥拉动，必须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保土地与增粮食须标本兼治
我国一直面临粮食安全问题的挑战。1985年到1987年，我国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人口却大幅增长。中科院27个研究所针对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黄淮海平原4省的农业主战场，启动了以盐碱地治理和中低产田改造为主的农业科技项目。到1993年，原来重灾低产区总产净增56亿公斤，这也被称为“黄淮海战役”。
这场“战役”为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中国科学院老一辈科学家的卓越成就。”刘纪远表示。
他同时称，黄淮海平原的粮食产量在中国农业各大主产区中排第一位，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比如河南省人口已经接近1亿，但是每年仍有大量粮食输出。”
如今的黄淮海平原也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最突出的地方。陶福禄介绍说，这一地区目前人口集中，农民平均耕地不到一亩，还面临灰霾、地下水减少、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加之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增多，对华北平原粮食产量的提升都造成不利影响。
2008年，中科院知识创新重大项目“耕地保育与持续高效现代农业试点工程”启动，黄淮海平原粮食产能的可持续发展成为该项目关注的重点之一。
2008年4月20日，中科院院士李振声提出有关“守住18亿亩耕地，发展持续现代农业试点研究”的建议。第二天，他便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李家洋向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作了汇报，并当即得到批示。4月24日，中科院计划局、生物局、资环局组织成立的“农业重大战略项目”工作组开始了农业重大项目建议的编制。历经几次研讨会后，该项目在当年8月启动，并于2011年5月结题。刘纪远担任该项目总体组组长。
这项长达4年的“大农业”项目创造了一系列现代农业技术集成模式。例如，山东省禹城市试点的“四节一网”模式，农田灌溉不再由整个村平摊水费，而是根据放水闸门上的计量系统分别测定。经最终评价，新模式的灌溉节水量达20%～30%。水利部随即向全国推广该模式。
同时，项目还提出了耕地保护新政策。例如，山东省根据耕地保护区划，实行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探索建立“双纵双横”耕地保护补偿模式，尝试可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
刘纪远认为，当年毛主席提出的“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至今仍未过时。“国家应通过加强农田基本设施建设、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土壤改良技术、加速农业机械化水平等措施，不断促进粮食单产的提高。”
统筹耕地、农业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形成土地规模化经营，也是可持续保卫耕地生命的途径之一。在刘彦随看来，要解决像黄淮海平原“村在田里、田在村间”的现状，必须让农田相对集中连片、基础设施配套，才有可能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今年5月9日，山东首个家庭农场管理标准出台。刘彦随欣喜地看到，适应农村人地关系转变的经营主体化、土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基层农业专业化更是治本的关键。”刘纪远说，应当着重培养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为农业生产彻底更新换代。
也只有这样，良田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
《中国科学报》 (2013-05-17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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