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韬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3-12-26 13: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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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第一人曲格平:四十年环保“锥心之痛”

    在曲格平眼中,当年环境治理梦想落空,环境恶化还愈演愈烈,这是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南方周末记者 冯飞/图)

曲格平时常记起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当着北京市领导的面,曲格平毫不忌言批评,“主要责任还是你们地方政府,但是国家也有推托不掉的领导责任。”
 
曲格平承载着多项“第一”:中国第一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第一任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
 
有意思的是,这位“中华环保第一人”的环保事业竟起源于一项临时性的分工。1969年,中国处于“文革”动荡之中,为考虑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与各地的联系,中央成立了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这一临时机构,曲格平调至小组工作。因分管的燃料化学工业部由煤炭部、石油部、化工部合并而成,其与环境污染关系最大,他被要求注意“公害”问题。
 
曲格平的环保故事就此开始。1970年代,那是中国甚至世界环保故事的起点。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虽然动乱中的中国认为环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症,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环境污染,但在周恩来总理推动下,中国仍派团参会,曲格平正是参会者之一。
 
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示威者抬着身患残疾的环境污染受害者,这种场面让曲格平久久难以忘怀,他突然意识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会后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曲格平总结道:中国城市和江河污染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方国家,而自然生态破坏的程度却远在西方国家之上。
 
这种认识取得了共识。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国务院各部门转发了12期会议简报,虽然通知上注明“请注意保密”,但却是公开的“秘密”——向全国通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一年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
 
2013年12月14日,83岁的曲格平从口袋里拿出为沃尔沃2013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准备的讲稿。讲稿写了一个故事:1970年代初,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发布了一个十年环境污染治理规划:用五年时间控制环境污染,用十年时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这个事儿我后来没有公开说过。”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十年过去了,四十年过去了,目标不仅未能实现,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曲格平认为中国当下的各项指标和1970年代初期的日本很相似,但没有吸取教训,没能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面临着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曲格平将之喻为“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
 
锥心之痛非后悔不作为,而是难作为。其实,在曲格平这一代环保人的推动下,我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并不落后。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完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1976年,“选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人”,曲格平最终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他也就此系统地请教并学习了各国的环保经验。
 
回国后,曲格平开始呼吁尽快出台环保法。1979年,国家恢复法治建设后,《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从美国环保局学来的环评制度被列入;1983年,继计划生育之后,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的直属局,曲格平任首任局长。
 
如何落实基本国策,曲格平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并确立了“谁污染谁治理”等八项环境制度,奠定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曲格平被授予国际环境领域中的最高奖项——联合国环境大奖。
 
此后的十年间,身为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曲格平参与修订或起草了二十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由此,在我国现行的二百多部法律中,涉及生态保护、污染防治等大环保领域的法律最多。
 
其中最受曲格平关注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当时多个部门联名反对,认为这一“抄来的、超前的法律”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甚至有委员说:“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环保局的权力在所有部门之上了,成了第二国务院了!”
 
2003年,历经十年、停止审议又重新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施行。可惜,这一旨在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在当下被诟病为“走过场”。虽然仍感痛心,曲格平依然认为“依法行政,环保部门的腰杆应该更硬一点”。甚至在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下,“环保应成为依法治国的优先突破口”。
 
退休的曲格平现常住京郊,空气比城区略好一些,侍弄花草,练练书法。他很少去市区,客人也不多。曲格平觉得自己开始糊涂了,写东西特别慢,写着写着字就忘了,就查字典。眼镜刚刚摘下放在手边,一会儿就忘了,楼上楼下满屋子寻找。
 
但他依然紧跟环保热点,飞快地计算着数据间的契合性,“我担心这些数字的准确性”。对于迟迟未能公布的土壤污染普查数据,曲格平感叹自己“也看不到这个数据”。
 
这两年大气污染突然受到重视,曲格平又开始忙碌了,官员、记者频繁造访。一次,他和北京市领导长谈到深夜,爱之深恨之切的曲格平,当着北京市领导的面,毫不忌言批评,“主要责任还是你们地方政府,但是国家也有推托不掉的领导责任。中国就一个首都,污染到这个程度,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不早做?!”
 
曲格平时常记起周恩来总理当年的担忧——别让北京成为伦敦那样的“雾都”。“糟糕透顶,我说这四个字用得比较好,不能再糟糕了。”他没打算给北京留一点面子。二十年前美国专家研究PM2.5时,他在美国考察就已得知PM2.5的危害。
 
不过,曲格平感到欣慰的是,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相较1970年代的那个没有公开的“十年环境污染治理”,四十年后的新计划,几乎用类似的语气提出了类似的节点,能否实现,一切有待时间检验。(原标题:曲格平:四十年环保“锥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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