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益自己从不抽烟。
看到周围的亲友吸烟，这位80多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常苦口婆心。一谈起抽烟，颇有风度的他，立刻板起一副严肃的面孔。
秦伯益此次挺身而出，针对地绝不仅仅是“烟奖”与“烟草院士”本身。他告诉《科学新闻》，“眼看着我国烟害已是世界第一，眼看着很多同胞在烟害中不幸地丧命，我对一切助长吸烟的举动和宣传都深恶痛绝，发誓决不妥协。”
《科学新闻》：看到“中式卷烟”入围国家科技进步奖，你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你对烟草研究持何态度？
秦伯益：首先，这又是一起为推广烟草使用而进行的研究和报奖活动。这是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公然违背，是对我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的公然蔑视，是对我国学术界科学道德和良知的公然挑战，也是对我国政府有关官员官德官风的一次考验。
其次，烟草是依赖性物质，任何依赖性物质都是用得越少越好，用得越多越不好。因此，凡是能使吸烟者减少吸烟的研究都应该鼓励，凡是能使吸烟者增加吸烟的研究都应该抵制。
《科学新闻》：你与钟南山等30位院士联名发表公开信以后，舆论反响强烈，你个人收到了哪些方面的反馈？有没有人跟你“打招呼”或者为此感受到压力？
秦伯益：我收到的反馈都是支持公开信的。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我也没有为此感受到什么压力。但我相信，肯定有与烟草部门利益群体有关的人会反对我们，只是他们拿不出反对我们公开信的理由，也许他们有，但没有拿到桌面上来。
说实话，我还真希望有些不同意见，大大方方拿出来讨论，以便我们把事实反映得更全面些，把话说得更透些，把问题揭露得更深些。
《科学新闻》：迄今为止有多少家媒体采访过你？你认为媒体的关注会不会推动有关方面重新审视“中式卷烟”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
秦伯益：有七八家。媒体的关注会有一些作用，至少目前来说，已经起到了一定的科普作用。按科技部的程序，下一步将是专家评审。个人估计，评审专家会注意到当前媒体的大量报道。我相信，他们会从科学角度作出对人民负责的结论。
我始终相信，科学家群体总体是好的。大多数专家学者，不论是学术水平，还是道德水准，都是比较好的。在“中式卷烟”这类有明显问题的候选奖项上不至于“被忽悠”。当然，现在申报单位的“公关”活动很普遍，专家学者们“被公关”也很普遍。专家学者们“被公关”后的态度不会都一样。所以我说，这是烟草行业利益群体对我国学术界科学道德和良知的公然挑战。
《科学新闻》：除了撰文反对吸烟，你会对抽烟的亲友做出哪些举动？
秦伯益：我常规劝他们。对吸烟不久的人，规劝有些作用，而对老烟民，规劝已无效。有些人对我说：“宁肯戒饭，也不戒烟”。戒烟之难，不在“马上放下去”，而在“不再拿起来”。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就曾说：“戒烟不难，我都戒过一千次了”。眼看着我国烟害已是世界第一，眼看着很多同胞在烟害中不幸地丧命，我对一切助长吸烟的举动和宣传都深恶痛绝，发誓决不妥协。
《科学新闻》：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控烟局势？它究竟难在何处？
秦伯益：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烟草销售量都在逐年下降，而中国却在不断上升。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却吸掉了全世界40%的卷烟。这是中国唯一的既是总量世界第一，也是人均世界第一的行业。这种趋势今后还会发展，因为中国的控烟措施非常不到位，以致出现了从事烟草发展的行业产生了“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甚至出现没有经过同行专家评审就通过“烟草院士”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控烟之所以难，是因为：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只图从烟草行业获得巨额税收，无视烟草的全面危害。其次，烟草行业利益群体无止境的逐利行为，以致推出“减害降焦”、“中式卷烟”、“香味制品”等伪科学产品来宣传、蒙骗广大吸烟人群。再次，由于政府长期缺乏控烟宣传和有力措施，很多专家学者对烟草之害也难有深知，以致评出“国家科技进步奖”、“烟草院士”这些缺乏科学性和社会公德性的结果。最后，广大吸烟者只图一时过瘾，不计长远的健康损害。在国家既不能“禁”，也不严“控”，任由烟草行业“诱”惑的形势下，吸烟者越来越多。
《科学新闻》：请你谈一下对国家控烟的建议。你认为哪个阶段应该重点控制？种植，生产，销售还是消费？最有效的控烟措施是什么？
秦伯益：关于建议，千条万条，只需一条：那就是不折不扣地全面贯彻《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各项规定。我国是该公约的签约国，我国政府已经做出庄严的承诺，应该表里如一。
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却远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大至“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这种政企不分、官商一致的组织体制，小至广告、烟草包装和标签等的设计，都有不少违背公约的行为。
我希望烟草行业不要再做有损于国家形象的错事，不要再陷我国政府于不义！我也希望，我国政府应以人民利益为重，维护我们的国家形象，主动纠正烟草行业中一切违背公约的行为，以免我国的“烟情”继续恶化，避免世界卫生组织检查时的种种被动和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