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丁佳
当前，不少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和实施科技国际化战略，并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作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中国是最受关注国家之一。在这盘巨大的棋局中，中国该如何走好关键的一步？
无法忽视的浪潮
“以前中国人在国际上发篇文章就很了不起，后来不但能在最好的刊物上发文章，还开始担任顶级期刊编委、在国际组织中任职。”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光是数学院，现在每年出访的科研人员就有200人次，来访更是达到400人次。
“无论是发达国家要保持在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先地位，还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局部突破和跨越式发展，都需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吕永龙分析称，“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融为一体的趋势也愈加明显。”
科技人才和高新技术竞争的白热化，使更多跨国公司主动加入到国际研发活动中。2004年开始，日本索尼公司陆续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化学所和苏州纳米所建立了合作关系。3月1日，美国TSI集团总裁托马斯·肯尼迪访问中科院，双方就仪器标定、测试和开发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
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成为国际合作的焦点。澳大利亚与中国将新建5个联合研究中心，将面向气候、食品、能源、健康等领域征集项目。
“不管是对人类社会形成重大挑战的全球问题，还是国际科技计划和大科学装置，其成本、规模和复杂性已经远超一个国家的承受能力。”吕永龙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组织或一个学科能独立解决这些问题。”
科技“联合舰队”高能所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中科院一直是国家国际科技合作的一面旗帜。而标杆中的标杆，则是率先开启大规模国际合作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推动两国签署了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协议。这份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一个科技合作协议为高能所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粒子物理的特点是规模大，周期长，涉及大量的高技术，离不开国际合作。”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陈和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在30多年的摸索中，高能所已形成一套符合规范的国际惯例、以我为主的大型国际合作模式。
“高能所模式”代表着当前国际合作的最高水平，该所主持兴建的一个个大科学装置令国际同行刮目相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中国的项目。
在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美国经费的注入高达3400万美元，是该国继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之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第二大投资项目；在西藏羊八井宇宙射线观测站，中国与日本、意大利等国合作，取得了大量成果；而北京谱仪Ⅲ国际合作组的外国成员单位也已达20家。
高能所的国际合作还带动了其他高技术领域的发展。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远程终端、第一封电子邮件、第一个域名，乃至第一个网页，都在高能所诞生。
政策棋子该往哪落
“很多人觉得中国的钱多得花不完，其实只是中国还不知道该把钱花在哪。”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蓝志勇觉得，一旦政府明确了投资方向，就会发现经费根本不够用。
中科院数学院设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还有独立评审委员会决定经费的分配。除此之外，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机构也都有不少此类项目。但据郭雷所知，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持国际科技交流。
陈和生则认为，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已具备转变合作模式的条件，科技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政策如何落实。政府除加大专项投资外，还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合适的题目，有所为有所不为。”
“几十年前，我们派人去国外实验室做个小伙计就行。但现在国家发展了，人家也开始对我们有所求，已经没有免费的午餐了。”陈和生说，“但我们队伍有限，经费有限，所以不能盲目，不要搞所谓的‘全面开花’，应选择符合国际前沿发展趋势、我国有一定优势，并且最好选址在我国领土上的项目进行优先支持。”
从一般交流到实质合作，从分散合作到重大集成合作，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合作，从短期合作到长期战略合作，从跟踪参与到牵头组织，在国际科技合作打开新局面的关键一役中，中国不仅需要钱，需要人，更需要聪明的策略。
《中国科学报》 (2012-03-15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