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至今，首都机场安装的5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一直被束之高阁；尽管这些仪器可以挽救心脏性猝死病人的生命，但机场工作人员却无人敢用，“因为做活了好说，做死了麻烦”——
“最近几年我们抢救了300多位心肺复苏的病人，但成功率很低，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与国外10%以上的成功率相比，让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二院主任医师熊光仲难以说出口的，是抢救成功的23位病人只占总人数的7%。
熊光仲的另一个职务，恰恰是湖南省急救卫生队伍培训基地中心副主任。
可是，“你们的7%已经很高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院长刘兆琪说：“今年到现在，首都机场的乘客因心脏原因猝死了16人，可安装在T3航站楼的5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却丝毫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本来，这16位死亡患者可以通过快速、及时的自动体外除颤器来进行急救，但自从2008年“奥运”前夕为与国际接轨安装至今3年，它们却一直被束之高阁。
刘兆琪深知这些仪器对突然倒地的心脏性猝死病人是可以救命的“灭火器”。但问题是，尽管每年都在对机场工作人员进行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培训，但“培训完了他们也不敢做，因为做活了好说，做死了麻烦”。
“心肺复苏急救应该采取免责制，尽快推倒医院围墙，建立灾害自救互救的生命链。”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科协第52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常务副会长李宗浩等多位急救专家发出上述呼吁。
每耽误1分钟，心脏性猝死患者的生存几率就会下降7%～10%。如果10分钟后才进行电击除颤，病人存活的机会就下降到不足5%。在一座交通拥堵的大城市，急救医疗人员到达现场往往超过10分钟。
目前在心源性猝死的急救中，使用体外自动除颤器尽快除颤是最容易实现、效果最好的一环。李宗浩告诉记者，自动体外除颤器最大的特点是，“非医务人员经过20分钟培训就能使用”，与病人身体接通后，仪器完全可以自己判断是否需要除颤，多大强度除颤。
解放军三○六医院原副院长钱方毅说，几年前美国推出公众除颤入门计划，国会及各州相继出台法案议案，鼓励在公共场所或私人领地内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并对“乐善好施”的人使用除颤仪给予紧急处理时，免除其一切个人责任，提高院外心脏骤停患者生存率。
“应该明文规定，紧急情况下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造成的所有过失可以免责；其次，应该借鉴欧美及我国台湾等地的经验，把心肺复苏、自动除颤等知识纳入中学阶段课程，作为素质教育培训普及起来。”重庆急救中心主任史若飞表示。
史若飞认为，长期形成的“医院模式”办急救专业机构的理念，使得我国的急救事业与国际成熟先进的“急救医疗服务”难以接轨。“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的现代急救理念必须普及。
“3万～5万元一台的价格比CT、彩超等仪器便宜得多，但因为只在突发事件时才会用到，很多医院都没有普及”，熊光仲认为，目前至少应先在救护车上普及这种仪器。
虽然与美国机场二十多米远一个的密度相比，100万平方米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仅有57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明显偏少，但更为“可怜”的是，我国很多大型公众场所乃至医院仅有一两台甚至没有。
“国内公共场所只有北京、上海，重庆等几个机场配备了少量，而且还面临着会用的人少，无免责，会用的人也不敢用的尴尬，更多的公共场所则完全是空白。”李宗浩一直致力于推动自动体外除颤器在我国的广泛普及，但如今的状况让他觉得遗憾。
李宗浩建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应授权国家行业协会制订规范的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培训教学计划，通过考核考试获证，让更多的人学会使用该仪器，同时呼吁国家制定相关的免责法规，让更多心脏性猝死病人在关键时刻获得救治。
《科学时报》 (2011-08-17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