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绕它的争论就一直不绝于耳，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是力挺发展转基因技术的专家之一，在刚刚闭幕的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上，黄大昉又一次指出：“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第一年开始至今，全球转基因作物累计种植面积已达到10亿公顷，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的8倍；1996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仅6个，而2010年已达到29个。”黄大昉给出了这样的数据，他认为，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农业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全球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已进入至关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发展势头强劲
黄大昉在报告中指出，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1.48亿公顷，是1996年的87倍，转基因作物推广应用这一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
另外，在转基因作物推广的16年间，有29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有53个国家批准了110多个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全球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但已经允许进行试验研究或进口转基因作物原料用于饲料和食品加工。
黄大昉认为，这些数据正是反映了世界各国对转基因育种产业的重视，同时带动数以万计的农民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逐步走向科学和理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研发最为成功的国家——美国，早在16年前，美国就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和除草剂大豆，现在，这两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分别占玉米、大豆总面积的86%和93%。目前，美国市场上7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美2009~2010年度用于食品加工的转基因玉米为3440万吨，占国内玉米总消耗量1.53亿吨的22.4%。又据美国大豆协会（ASA）统计，2009~2010年度，大豆总产量为9142万吨，国内转基因大豆用量为4803万吨，主要用于加工饲用豆粕和食用油，其中食用油内销量高达776万吨，人均用量高达28公斤。
除工业与饲用外，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也是重要的食品加工原料，用作果糖糖浆、葡萄糖、淀粉、食用酒精、甜点、快餐、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用油等。转基因产品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也被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从转基因作物的性状来讲，耐除草剂依然是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性状，全球种植面积为89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61%。除此之外，含抗虫性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26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17%；抗虫抗除草剂32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面积的22%。
黄大昉表示，除了耐除草剂及抗虫等性状外，含有复合功能基因、提高作物抗逆性状、以及改善营养、增进健康、防病抗癌的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已成为新的热点。
“美国已批准含抗虫、抗除草剂等8个复合基因玉米的种植；加拿大已准予转cspB基因耐干旱玉米生产应用；ω-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大豆、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金色大米’等产品将于今后两年进入亚洲市场。” 黄大昉说。
黄大昉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产品总收益超过1300亿美元，其中70%的份额为跨国公司所占有。孟山都公司2009年研发投资高达10亿美元，产值已超过110亿美元，其中95%来自生物技术产品。
可以说，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已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始终没有动摇过”
长期以来，欧盟对转基因育种产业一直存在反对意见，然而，据黄大昉介绍，2010年，欧盟生物安全委员会宣布，各国可自主决定是否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有8个欧盟成员国已经批准种植抗虫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瑞典首次批准种植转基因优质淀粉马铃薯，这预示着欧盟对转基因长期保守的政策开始转变。
“我国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过。”黄大昉说。
针对新转基因的管理，1996年，农业部发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开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性评价申报与审批；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2002年，农业部发布与《条例》配套的4个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11月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10年，生物育种被正式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与推动下，“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功能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黄大昉说，“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已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先地位。”
黄大昉表示，尽管我国转基因育种的整体实力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但目前我国在棉花、玉米和水稻转基因技术的某些方面已居国际前列，并具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
值得强调的是，抗虫棉的研究开发是我国独立发展转基因育种，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范例。
抗虫棉的应用，显著降低了棉铃虫对棉花、玉米、大豆、蔬菜等多种作物的危害，农作物总受益面积达3.3亿亩。“抗虫棉产品不仅实现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的逆转并取得绝对优势，还走出国门，向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国转让，在国际棉花种业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黄大昉说。
仍需加强监管与创新
针对公众最关心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黄大昉一再强调：“经过严格科学评价依法批准生产应用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其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转基因在国内外大规模应用16年以来，从未发现任何有实证的安全事故。”
不过，黄大昉认为，虽然至今未发现任何转基因安全事故，但是，仍要继续加强科学研究，不断提高转基因安全管理与评价水平，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风险。
“若我国能充分利用在制度、资源、人才和技术上一定的优势，抓住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发展的有利时机并大力推动其产业化，一定能够增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反之，如果我们犹豫不决甚至止步不前，就将失去这一难得机遇，不仅农业发展会受制于人，还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黄大昉说。
最后，黄大昉对转基因育种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战略研究与部署，确保重大专项计划目标实现。要下决心扭转安全性评价与品种管理职能分离和程序繁复的现状，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水平居国际前列、已获得安全应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应加快审定，争取在3~5年内推广应用。
第二，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传播。政府部门应及时进行安全管理与评价有关信息的权威发布，扩大与公众交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科技工作者要有责任、有义务解疑释惑，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对待转基因技术。
第三，以转基因品种开发为动力，促进作物种业创新。要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生物育种工程中心的建设、完善包括融资、并购、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扶植和鼓励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政策并推进实施，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培育出拥有转基因核心技术、形成较大生产规模、可与跨国公司抗衡的现代育种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
黄大昉
1965~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副所长
1986~1988年和1992年曾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
1995~200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1-06-27 B3 视界·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