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想挣钱绝对不能办中外合作大学 |
|
|
中外合作办学似有风雨欲来之势。上海纽约大学奠基陆家嘴的消息传开之前，一些教育界人士正在密切关注珠三角：今年起，多所香港地区高校和欧美地区名校纷纷被“原装引进”广东。香港中文大学已确定牵手深圳大学创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院；香港理工大学与广东工业大学合办校区落地东莞的计划有较大进展；香港科技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在霍英东研究院的合作基础上，传出“建设具有独立资格的综合型大学”的新设想；中山大学眼下正与卡内基-梅隆大学商谈办学设想，华南师范大学也在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协商办学。同时，在江苏和浙江等地，越来越多的国际著名高等学府看好并已落户当地。
这股中外合作办学的风潮引发理性思考。如何避免盲目跟风？如何定位中外合作办学？近日，记者采访了已试水中外合作办学近5年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
席酉民。
教育主管部门会有效控制
记者：这两年，国际合作办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许多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追捧，您怎么评价这股热潮？
席酉民：中外合作办学是大学国际化的一种形式，大学为什么要国际化，我觉得应该不用太多分析，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代，大学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而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高级形态，我非常愿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大学落户中国。
对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几所先行大学而言，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孤零零一两所这类高校并不利于发展，这就像孤零零一家餐馆很难火起来一样。从社会认同及政策措施上，两三所这样的大学没人会理你，但有一群这样的大学，就会形成一种现象，从而形成针对这种现象的社会评价及相应政策制度等，因此也会有利于大家的共同发展。
记者：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大学出现后，会不会像当年民办高校那样一哄而上、良莠不齐的现象，甚至出现因个别高校办得太差而殃及整体声誉的问题？
席酉民：现在喊叫的人确实很多，但我认为不会出现像当年兴办民办高校那样哗啦啦就是一大片的情况。有些地方说了好几年都没有办起来，有些在选择合作伙伴上遭遇了难题，所以不会办那么多，教育主管部门肯定也会有效控制，不会让国外二三流的大学也进来。如果是世界一流大学要进来的话，这些大学也会很慎重，会全力避免砸了自己的招牌。所以，我对中外合作大学在质量控制上是有信心的，应该不会出现办得太差的大学。
盲目办，失败是必然的
记者：在您的微博上，您说“一年多来，国内外不少大学领导、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到访，似乎他们要掀起国际合作办学的新高潮。坦率地讲，当我问他们办学的目的时，没几个能真的讲清楚，有随波逐流者、有造政绩者、有淘金者，少有真正利用新机制探索办学者，悲哀”。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
席酉民：这几年，想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地方政府和高校很多，来西交利物浦大学取经的也不下20家，有些还来过好几次，但我在跟他们交谈的过程中却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办学目的不明确。
为什么要办这样一所高校，从地方政府来说，有些是抱着为官一任留点政绩的心态，想要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创造政绩，对这种项目追逐得特别热闹。我问这些官员，你们准备了多少钱，能连续投入多少年？事实上，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巨额投入和长期投入的准备，他们只要在任上吹起来，接下来怎么办就不管了。
一些大学是在跟风，人家都办我为什么不办，因此也办，但办的目的并不明确，一些大学领导问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西交利物浦大学，好处是什么？这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明白。
记者：您认为，办好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席酉民：首先，办大学耗资惊人。光是校园建设，没有10亿元以上的资金下不来。如果想通过收学费来平衡办学经费，这基本不可能实现。况且，用学费来建设校园，学校运营就会出问题。更何况，要请到国际一流水准的师资也要花大价钱，我们经过5年的办学实践深知，要办好一所大学谈何容易！所以，不做好资金准备，不通盘考虑现实情况，盲目办学是没有出路的。一定要预先做好定位，分析新办大学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才可能有出路。
其次，要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和支持程度。像西交利物浦的底气就在于苏州市政府的支持。苏州工业园有上千家国际合作企业，其中包括上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当地政府为了寻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更持久的支撑，愿意投巨资建设一所高水平大学。因此，不论在校园建设、实验室建设上，还是高层次人才引进上，苏州工业园区都投入了巨额真金白银。很多新办大学选择人文社科起家，但我们以理、工、管为主，所以投入要比那些以人文社科起家的高校高得多。没有苏州市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决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
另外，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母体学校的和谐程度，都将影响到学校的发展。所以说，办好一所大学太不容易了！有的地方就先天条件看很难办好一所大学，如果盲目要办，失败是必然的。
想挣钱绝对不能办
记者：就西交利物浦的办学实践而言，您觉得中外合作大学哪些方面最重要？
席酉民：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定位，是独立办学，还是合作项目？是营利性大学，还是非营利性大学？是人文社科立校，还是理工科立校？如果事先不明确，定位不清楚，摇摆好几年，一会儿想挣钱，一会儿想办非营利性大学；一会儿想集中办好少数几个学科，一会儿又想办综合性大学，这会很耽误事。想挣钱就绝对不能办中外合作大学，职业教育、专业培训会更挣钱，办中外合作大学要大量投钱，但很多人不清楚这个情况。
第二是治理结构。地方政府能投入什么，能投入多久，几个合作母体学校能不能做好，能否承诺长期做下去，双方关系能不能融洽，学校所拥有的外围及核心资源是什么，内部将采取什么运行机制，以协调文化和理念上的冲突，这些治理结构都太重要了。
第三是地方政府的热情和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这决定能否做成非营利高校，能不能从全世界聘请到高端人才，如果是纯粹私立的合作，就很难获得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因为它会担心你的营利冲动。
记者：如果这类大学办多了，会不会面临激烈的竞争？
席酉民：如果多了一个产品，确实就多了一种选择。但我认为，中国的生源是巨量的，尽管会受到生育走向低谷的影响，但总量在那里。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类大学能否办得有质量。办好了，自然会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生源也会越来越多。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