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
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尽头这个近30平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丰富的物品陈设而显得有些空旷，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有一个用来思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大脑。
物理学家杨振宁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终用一种缺少变化的语气与我们交谈。他神情温和，那是一种让人感到难以改变的温和，甚至连时间对他的改变都显得那么艰难——这位89岁的东方男人看起来非常健康，言谈举止间保持着足够清晰、敏捷的状态。一个小时的谈话刚一结束，他就起身拎起黑色文件包步出办公室，结束了他日常的半天上班时间。
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即使抛开“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光环，杨振宁的人生依然有诸多的戏剧性：他生于民国时代，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南联大完成大学教育，长期在美国投身于科学事业，最终回到祖国。
科学馆西侧的近春园是杨振宁“小时候到处游玩”的地方，从这里走到他在清华园的寓所“归根居”只有一段20分钟的路程，却浓缩了他89年的人生。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我们不仅看不到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印迹，也找不到科学天才惯有的孤僻和怪诞。难怪杨振宁的一位老友称他为“最正常的天才”。
就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你对这两本传记评价如何？它们可以看做是对你人生经历的全面总结吗？
杨振宁：我想再三地讲，中国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历史很长，但现在像西方写人物传记那样去做的，却是很少的。西方人写传记，最大的特点是求真实。而中国当代的很多传记，比如关于华罗庚的、陈景润的，都不忍卒读，是“传记文学”，与文学相关，就有空想的成分在里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 这两本书相当不一样，《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
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两位作者没有机会跟这些人长谈，所以不能那么全面。
江才健的书是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他也跟大陆的出版社联系了要出版，后来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因为书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国政府尽可能地不要牵扯到这件事里面去，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江才健的书在大陆出版，似乎会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可是后来李政道的传记在大陆出版了，于是江才健又重新联系了这边的出版社，因而这本书最近刚刚获得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你和李政道的关系，我们知道你表示过不再公开讨论此事。但我们还是想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变迁，你现在对于当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杨振宁：（沉吟许久）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自己最高兴的事，是他因为获奖，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赠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我们听说，你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有这样一个停车位，而这个停车位还时常被别人所占据。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杨振宁：多半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获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在科学前沿非常专注地做研究，获奖之后，也还是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少数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呢？是有的，但也是少数的。我以为，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请评价一下目前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
杨振宁：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大举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现在几十年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
科技的发展，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赶上来，是很难的。中国在经济情形这么差的时候，都能使卫星上天，当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败。
但你如果要问我，物理学的前沿，中国发展得怎么样？那当然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不过，我认为整个发展的势头很快，我可以预言，在以后十年、二十年，在中国本土上，做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界的一个大奖，其中今年的临床医学奖，给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件事情证明，在中国的土壤上，事实上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被认可。屠呦呦之前没有被国际认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没有用英文发表，而且当时又是集体制，弄不清是谁做的。 如果单讲物理学的话，国内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温超导，在国际上也被公认是一流。
中国新闻周刊：但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