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潘家园淘书还是经常会有收获的。在发黄的陈旧书摊上，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小书《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在书上角发现了“钱伟长著”。书是1953年8月第一次印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地址为北京西总部胡同甲50号。这本书的印数为50000册，价格3400元（旧币）。打开已经发脆变黄、边角缺损的书页，有“蒋校长指正 作者特赠”字样。虽然书曾经被水浸泡过而字迹模糊，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所有的字。从时间来估算，猜想大约是赠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

 

书买回来后，很想有机会能够见到钱伟长先生，和他聊聊当时他是怎么想起写这本书的，但是，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向他炫耀我居然发现了他写于接近60年前的，而且是赠给蒋校长的书。当然，我更愿意和他一起琢磨，这本书是怎么流落到潘家园的。这本书的经历可能比书的内容更有意思。

 

与我买到的1936年的郭湛波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相比，钱伟长先生的这本书是可以用手翻看的。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品相已经很糟糕了，必须复印以后才能看。回家以后，我把《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放在一张报纸上，一边闻着历史留下的霉味，一边翻阅完了这本六万六千字的，追溯中国长达千年的科学发明的小书。文字将我带到中国的古代，书“味”将我带到科学家年轻时代的思考和对普通读者的漫漫私语中。

 

近日惊悉钱伟长逝世，我想到了这本书，拿出来再次翻看。想想，应该写点什么，以纪念这位与其他很多科学家不同的科学家。我所说的不同，是在我有限的资料搜索范围内，没有见到他批评别人或者政治议论的东西，当然不得已的检讨例外。他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猜测。当然，我想得更多的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为何要写这本书呢？他想写这本书的愿望是什么呢？

 

这本小书内容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科学、水利工程、数学、天文和历法、指南针和指南车、造纸和印刷术、火药、机械、建筑。用作者的话来说，由于“时间仓促，很多地方没有能作深入的研究和充分的考虑。也有很多材料，根本没有录入，例如我国在医药、冶金、物理、化学方面的贡献”。用今天的科学史作品来看，确实，这仅仅是一本比较简单的向普通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的小册子。但是，还是有一些值得今天的作者思考的东西。

 

应该说，在我国建国初期，在还没有像今天大批历史书面世的时候，这本书基本将中国的主要科学发明和创造都介绍到了。但是，总体感觉好像那个时代多数与科学有关的书的内容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者生产密切相关。《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中，作者将中国的农业技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作者认为那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懂得了“消灭杂草、深耕、宽垅等生产方法”。而这些都记载在《诗经·小雅》各篇中。在西汉时代，中国的农业科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很多在今天还在实行的农业技术。但是，在这本书中，当时意识形态的痕迹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作者认为苏联李森科的“春化法”虽然引人注目，但是，在中国早期就有“催青”，其原理是一样的。“春化法”是应用外界条件（温度）控制生物的发育阶段，“使生物有定向的、按照人类所需要的时间（如秋麦春种）和空间（如温带植物移种寒带）而发育，并提高它的品质和产量。”而在西北地区通行的“秋麦春种法”和太行山区的“住冬八瓣蒜”等等都是同样的原理。关于水利，作者对中国早期的水利工程如数家珍，综述历朝历代的运河建设和各种水利工程对农业和航运的重大影响。对古人对大运河的建设和水利灌溉的伟大设计赞不绝口。

 

谈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的时候自然不能不谈天文和历法。钱伟长先生还是将中国古代的天文和历法放置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谈论。从古希腊人的贡献到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到中国人早期对天体的认识以及后来的演变，都进行了全面的概述。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和指南针等技术中，都是将中国的发明放置在当时的历史和世界文化影响状况中进行谈论的。

 

书中运用了很多照片插图和历史原书上的图。我一直不知道，在当时没有复印机的时候，那些图是怎么印到书上去的。无论怎么样，这些图片对于普通读者理解这些科学发明和技术是非常有帮助的。

 

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充溢于文字和每个篇章之间。在编后记中，作者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祖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在这本小册子里，要把它完全容纳，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好些史料，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来……”但是，作者对中国历史记录的科学活动还是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就是它的真实性也需要考虑。譬如说，有许多机械的记载，是外行人的表面描写，并无科学的价值；更有一些渲染过分的描写，多半是一种想象。”

 

按照作者说明，书的资料大多数来自他人已经整理好的材料，比如，竺可桢的《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伟大的贡献》；华罗庚的《数学是我国人民所擅长的学科》和梁思成的《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等等著作。

 

钱伟长先生是在98岁逝世的，算起来，他是在41岁时写的这本书。风华正茂的年龄正是科学研究的高峰期，在繁忙之余能够写出这样给普通百姓看的科普书，大概不仅是精力充沛，更多的大概是一个科学家对公众的态度吧。

 

《科学时报》 (2010-8-5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