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钱伟长离我们而去，在缅怀他、纪念他的同时，他对中国教育的真知灼见和他在大学校长岗位上的身体力行，都再次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钱学森辞世后给世人留下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而钱伟长正是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大学该怎样营造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环境。上海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告诉记者，其实钱老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重新勾勒西南联大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如果大学校长都按照钱老的做法去做，“钱学森之问”的问号就能拉直了。
钱伟长晚年的时候，经常会发脾气。2007年10月，在钱伟长先生95岁生日之际，记者曾有幸独家专访钱老，那成为钱老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采访中间，他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种着急。谈话中也听得出，他对于当今的教育现状并不满意。
“钱老晚年的时候着急啊！”上海大学的几位老师在回忆钱老时说：让他“着急”的主要是两个———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而这也正是当今大学最棘手的任务和受到诟病最多的两个症结所在。
为教师队伍着急
“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
专门研究钱伟长教育思想的曾文彪老师告诉记者，曾经有一所著名高校的校长问钱伟长，“你到上大20年，最得意的是什么？”钱伟长说：“用我的思想办了一所大学。”“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教师的水平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钱伟长把教学看得特别重。他自己的第一次教学实践，是1939年在西南联大开始的，他的老师叶企孙给了他三页讲稿，让他代课。“这三页讲稿，告诉我怎么做老师。”所以钱伟长晚年不止一次告诉学校的老师，“把教材越编越厚的不是好老师，把教材越编越薄的才是好老师。”
如今，许多大学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钱伟长却早早提出来，经过研究生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专题课，开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逐渐地成为副教授以后，可以开专业课。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宽了，工作经验和讲课经验也丰富了。”
钱伟长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教学是必要的要求，而不是充分的要求，充分的要求是科研。”钱老详尽地指出，“每年虽然讲同一门课，但应该不断变化，使一门课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搞科研可以帮助教师扩大眼界，晓得当代这个专业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丰富这个学科的内容，使之不断地往前发展。”
理学院、材料学院、经管学院老师记得，钱伟长90岁高龄的时候，多次接见教师，“你们老是要写多少论文，拿多少大奖，这不是目的，你要看看你为国家、为上海的建设做出了多大贡献，你们的研究成果在企业里、行业里发挥了多少引领作用，为国家解决了多少问题。”
钱伟长其实对研究型大学的提法并不赞成。他说，“我最反对什么型什么型，每个教师既要搞科研也要搞教学，怎么把教学科研分开呢？这样的定位有问题。因为你是办大学。”
为人才培养着急
“要培养全面的人，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
2005年，钱伟长最后一次出现在上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当时聆听过钱老演讲的毕业生都还记得钱老那番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动情呼唤———“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钱校长老泪纵横。
“其实，这是他对人才培养现状，甚至是对整个社会现实发出的呐喊。”在曾文彪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希冀，可能更是一种无奈。随着大学的扩招，整个人才培养出现浮躁情绪，钱老看在眼里非常着急，他希望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要心中装着老百姓。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钱老一贯的主张。钱伟长认为，培养创新精神的人有一条要自学，一个没有自学精神的人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大学不是教给学生一脑子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毕业的时候，他带着‘一肚皮问题’离开学校，那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
上海城建集团副总裁周文波始终记得，当年他以职工大学的文凭作为工厂的委培生考上钱伟长的研究生，是钱老给了他自信：“不管你以前学什么，你有一线工作经验，要把知识和应用结合起来。”“应用”，是钱老一辈子挂在嘴边的话。钱老传递给他“科研要解决问题”的思路，周文波的硕士论文就选择了地铁盾构为研究方向，一边在一线解决问题，一边总结成论文。
钱伟长对于大学的培养目标有精辟总结———“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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