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匡迪：外地人在上海
因为能够吸收全国的精英，所以上海才有今天，一些有名的京剧演员并不是在北京唱红的，而是在上海唱红的
闫岩
讲课的时候，思路清晰、风趣幽默，课下总是乐于接受学生提问，这是听过徐匡迪授课的学生们的评价。而在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洪新的记忆中，徐匡迪标准的普通话和清晰的发音是当年他第一次上徐老师课时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洪新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离开原工作岗位到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冶金系冶金机械专业学习。在他的记忆中，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市很多老师都操着一口掺杂着上海方言的不标准的普通话授课。相比之下，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徐老师标准普通话授课是极受欢迎的。
而在徐匡迪的记忆中，上海人的地域优越感很强，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刚到上海的他并不会讲上海话，所以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被人一眼就认出是外地人。
而正是徐匡迪这个浙江人，在上海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并带领上海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历程。“虽然徐匡迪不是上海人，但是他在上海呆了很久，对上海十分了解，尤其是非常了解我们下面一般人的需求。”一位上海市民向《科学新闻》提起这个外地的老市长的时候，言语中流露出对他的赞许。
初到上海
1963年，徐匡迪由北京钢铁工程学院调至上海工学院冶金工程系任助教，后担任该校炼钢教研室副主任。在该校任职七年后，由于“文革”开始，他被下放至安徽省凤阳县“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之后，徐匡迪回到上海市先任职于上海机械学院，后于1980年调至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任教。
从干校归来，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上。1974年~1976年，由于夫妻分居两地，住在集体宿舍的徐匡迪便利用晚上的闲时复习大学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笔记等。1976年之后，他从事专业教学工作，和所有老师一样从带试验、带实习开始，到主讲专业课、指导毕业论文一步步走来。
与此同时，在1978年他与同事在原冶金部钢铁司的主持下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超高功率电炉与炉外精炼”高级研修班。研修班总结并介绍了国外主要特钢厂采用这两项最新技术的情况，并编译了100多篇国外文献的阅读材料。当时国内各特钢厂的技术骨干都参加了此次研修班，后来约有一半参加者成为总工、技术副厂长及厂长。
据了解，当时中国高校冶金教材中基础理论与工艺技术严重脱节，理论只能用来解释工艺的缘由而不能定量、定时地指导工艺。徐匡迪又应上海金属学会之邀，在上海科技会堂举办钢铁冶金过程的物理化学系列讲座，每周半天。这个系列讲座是以国外的理论模型成果为例，分析了整个冶金过程各种反应的热力学、动力学，并加以定量计算。
在上海大学，徐匡迪的认真和严谨是有目共睹的。他坚持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必须到现场去实习，走出控制室到现场去感受生产过程。“因为所有控制系统都是滞后响应的，即发现某参数偏离控制范围时，才做出调整，它们至今还不能完全代替人在实践经验中形成的预警判断，更何况探头传感器也有失误的时候。”
徐匡迪在其自传《我的学术生涯》中写道，1984年，当他在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工作的时候，曾为英国的Recomby工厂生产用于北海油田的抗硫化氢腐蚀的厚壁钢管。按合同规定，出钢温度应≥1650℃。但是他通过自己从国内带去的炼钢镜判断出其中一炉钢的出钢温度仅有1600℃左右。于是他向英方提出停止钢包（保存钢水将其浇入模型）喷吹处理，否则这炉钢可能因为低于钢铁熔化所需温度而在成形前在钢包中凝固（即冻包）。
但是英方炼钢分厂厂长察看了操控室自动测温记录后，用了一句英国式的幽默给予回应：“但愿这次是你的眼睛不准”，并要按原计划进行喷吹。在徐匡迪坚持该炉不列入“试验供货”计划时，对方在炉前记录上写下“徐教授认为这炉温度不够”并让徐匡迪在下面签字。后来的事实证明徐匡迪是正确的，结果由于温度不足导致有近200吨钢水冻在钢包中。自此以后，每当试验炉出钢时，对方总要徐匡迪用“中国眼镜”看一看温度如何。
而徐匡迪的认真和好记性也让他周围的人时常感受到来自徐老师的关心。洪新记得自己毕业典礼上，校长为毕业生颁发毕业生证书时，徐匡迪能够清晰的为校长介绍每个学生的情况。
“每个人做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徐老师总是记得很清楚。”徐匡迪的学生、上海大学教授尤静林这样告诉《科学新闻》。
2001年3月10日，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接受两会记者集体采访。CFP/图
学术高潮
1981年至1986年间，身为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教授的徐匡迪先后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工作，并在兰赛尔公司担任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
在徐匡迪本人的评述中，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回国后，直到上世纪末的15年，是自己学术工作的高潮期，“在国外汲取的知识和受到的训练很快迸发出来，研究的重点也从冶金工艺转向应用理论基础和某些创新性领域。”
从瑞典归来，时任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便提名徐匡迪出任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1989年他又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教卫办）副主任兼高等教育局（高教局）局长。由于徐匡迪十分珍惜已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工作，后经钱伟长校长与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商定，徐匡迪的工作形式为：一周四天在高教局工作，其余三天回校带博士生及做科研。
在学生们眼中，徐匡迪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老师，也是一个有着丰富洞察力的引导者。尤静林投到徐匡迪门下做博士的时候徐已经是上海高教局局长。他告诉《科学新闻》，即使是非常忙的情况下，徐老师也会阅读大量的文献，隔三差五向实验室的人们传递自己的体会、告诉大家最新的学术动态。
“每次我们都会觉得很有收获。而且徐老师很善于引用例子。通常听报告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听着听着就走神。但是徐老师不一样，在他作大报告时，我们总是能被他深深地吸引，饶有兴趣地听下去。”尤静林说。
据上海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的几位老师介绍，徐匡迪在任职上海市副市长之前一直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在他当了副市长之后，他仍然关心着学校的科研工作状况。由于身份原因不能经常回到学校，他就会电话邀请这些科研工作者到市政府。所以即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来到上海大学材料学院的老师们，也可以见到徐匡迪本人。
“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破例了。当然徐老师这么认真地对待我们，我们也会尽量不去麻烦他。”尤静林这么说。
亲自面询研究进度、审查开题报告、批改博士论文，对要求署名的文章，一律亲自过目。徐匡迪除了自己对于科研工作一丝不苟外，其学术成绩和对人才的培养也得益于其科研搭档、当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校友蒋国昌。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感谢多年合作、肝胆相照的上海大学蒋国昌教授。由于经常不在学校，所以徐匡迪的学生培养多有蒋国昌的帮助。
开放上海的外地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上个世纪末是徐匡迪自己的学术高潮期，也是上海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而这段时间，徐匡迪本人的事业也取得了蓬勃发展。
1991年随时任市长朱镕基出访欧洲后，徐匡迪因其经济学领域的学识受到朱市长欣赏而于1991年出任上海市计委主任一职。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计划经济最周密的城市，上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都是由计划、物价部门规定的，上海市政府当时也仅有37亿可用财力。有上海网友回忆，1992年前由于水果没有进行市场化销售，市面上新鲜水果很难见到。一般当医生对癌症患者的家属说：病人活不了多久了，他喜欢吃什么让他吃什么。病人大多提出吃一个新鲜的水果，因为在1992年，在上海吃到新鲜的水果是一件难事。
1992年春节，邓小平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曾指出：“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伐。”随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的徐匡迪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
一是转变计委职能，将计委从最大的经济综合部门和审批机构改为只研究总盘子，比如说35％用于工业技术改造，40％用于城市基础建设，还有25％用于社会事业等等。
二是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徐匡迪建议将当年借资修建的“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49％的经营权卖给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即可筹到24亿用来建第三座和第四座桥。同样对当时的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
三是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徐匡迪认为，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他在一个果蔬公司试点，只搞交易市场，只管挂牌价，而不管采购，而且挂牌价一定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中城市每斤高5分钱，货源则放开由个体户来经营。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从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到山东的苹果，海南岛的椰子、香蕉，广东的荔枝都开始出现在上海的市场上。过去国营公司的采购员在产地采购后不随货回来，新疆的哈密瓜运到上海沿途损失25％到30％；而个体户从新疆到上海是睡在哈密瓜上的，基本上没有损失。
接着上海又进行放开粮油价格的改革，在以实物形式帮助困难群体之后，粮油价格放开，顺价销售（即以粮食收购价格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最低利润形成的价格进行销售）。这一系列改革最终打开了上海市的市场价格。
对于上海人的地域优越感，徐匡迪认为这是由于计划经济所致。出任上海市市长后，他第一次接受市长热线采访的时候，就说“上海人要改变观念，要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上海本身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这么一个国际大都市也就两百年的历史，因为能够吸收全国的精英，所以上海才有今天。一些有名的京剧演员并不是在北京唱红的，而是在上海唱红的。上海的发展需要全国支持，要吸收全国的人才，这样上海才能发展。”
1995年对于徐匡迪而言可谓是双喜临门，2月份成为上海市市长，同年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而在双喜临门的同时，徐匡迪也面对着新的挑战。
工作方面的挑战自不待言，在个人方面，徐匡迪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后来在接受网易视频专访时谈到：“我母亲家的人比较多，兄弟姐妹一共11个，她们下面的子女，再加孙子辈的那就有很多亲属。所以我当了市长以后，曾经召集他们一起吃了顿饭，是我自己请客。我就说，我今天能做这个工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也是我们祖祖辈辈家里面做官做的最高的了。你们都是我的亲属，如果说我做得好，我们大家都光荣，如果我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的话，你们也被人家说。所以，我在任期以内，你们不要来找我。而且我在这种事情上要请你们原谅，我是六亲不认了。
“后来在市政府全体干部的大会上我也说，除了亲友，我还有很多学生，上千的学生。过去这些学生跟我师生关系都很好，但是不能因师生关系就帮他们办事。凡是打着我的亲友或学生、朋友的旗号，来要求给予照顾的，你们不但不能给予照顾，而且还要跟我报告是谁来做过这样的事。”
世博情
2010年的夏天，世博会的召开让上海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
而事实上，已经离开上海的徐匡迪与世博会之间也有着一段难忘的缘分。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市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申请在上海开一届世博会。当时的汪道涵市长成立专门研究小组对上海办世博会需要哪些硬件、软件、经费等问题进行研究。彼时在上海工业大学任常务副校长的徐匡迪也是该小组的成员之一。
1992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申办世博会的事情再次被上海市领导提出。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徐匡迪被指定带一个小组去韩国考察大田世博会的筹备工作以及相关情况。这次韩国之行给他留下了两个印象：一是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办世博会对硬件的要求很高。二是韩国人很有创意，世博会之后，所有新建的设施都将成为新兴科技城市的起点。
在向上海市委汇报之后，他们发现上海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状况离举办一次成功的世博会还相差甚远。于是上海市开始着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上海市的努力下，高架桥建起来了，过江隧道加快了进度，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修好了。基于虹桥机场客流量有限，周围建筑物过多扩建不易的状况，在距虹桥机场40公里处一座新的机场——浦东国际机场也拔地而起。同时，金茂大厦等地标性建筑也开始在上海出现。
1999年5月31日，上海市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作出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并成立上海市2010年世博会申办工作筹备小组。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带队到北京向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朱镕基、国务委员吴仪等国家领导人汇报，并于7月21日向国务院正式呈交了申办世博会的请示报告。
经过一系列的筹备，2000年3月17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6月27日，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徐匡迪任组长，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2001年11月30日，对于徐匡迪而言是最重要的一次“游说活动”。以徐匡迪为领队的中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国际展览局第130次会议。除了由徐匡迪陈述方案外，还有一名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瑞士人和一名旅居法国的中国艺术家。后两者通过法语进行表达，富有人情味，在徐匡迪看来，此举体现了上海的开放、包容和国际化。
在结束这次活动之后不久。2001年12月7日下午，上海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徐匡迪市长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徐匡迪调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并在次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
虽然徐匡迪离开了上海，但是在徐匡迪的学生和同事们看来，徐匡迪从没有离开过上海大学，他们说在上海的时候，徐匡迪就有句口头禅是，“我还要到上海大学做教授呢。”
（本文参考《徐匡迪：我的学术生涯》《徐匡迪:我所经历的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徐匡迪详述：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