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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玉鹏：对我国科研资助体系存在问题及深化改革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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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新闻媒体和学术杂志上的部分评述，披露了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中的一些问题，而对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分析较少。少数人将这些现象又错误地归因于中国文化特性，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试图通过建立新的经费分配制度，以控制经费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然而，如果不了解产生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增加新制度来遏制这些不良现象，则可能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目前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涉及科研经费分配的部分进行分析，探索问题的症结。
科技体制改革的思路
虽然各部门科研项目管理体制参照国际惯例，采用了同行评议、专家评审的方式，但几乎毫无例外地感受到来自科研人员争取项目经费所显示的巨大压力。压力之下，原来设计良好的管理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目前我国科研体制中这些非正常现象，已成为抑制科研创新的一种因素。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弊端似乎正在演化成为不健康的科研文化。一般来说，科技界应该拥有比社会层面更为先进的文化，并且对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能够发挥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而从目前的局面看，反而是社会上一些不良的风气，正在向科研工作的各个层面渗透。如果跳出研究经费分配体制这个小圈子，我们可以发现，在科技界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正是社会不良风气进入科技界的反映。如果任其发展，科技界的这些不良现象，将会对社会造成更为严重的错误文化导向。
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对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消除制约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稳定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建立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2009年，温家宝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提出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民科学素质。由此可见，国家对于科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已有清醒的认识，并已着手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健康的科研文化建设。
目前科技改革的一种做法是从经费申请和使用者两方面入手，对科研经费与个体和单位利益的关联加大制约力度。如：正在逐步施行的严格科研经费预算和审查制度，可以有效降低经费使用的随意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但这同时也使科研人员科研经费的使用降低了必要的灵活性，特别是探索性较强的研究工作，更受到较多的牵制。一些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执行过程的监督，以确保研究计划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但这同时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较大的工作负担，使他们疲于应付各类检查、评估，降低了科研工作的效率。许多单位已将经费使用效率作为替代考核指标，考评科研经费的投入产出比，但是科研工作产出本身就很难有完善的量化指标；是否以科研论文的数量作为科研工作的“产量”，也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总体上看，上述策略有利有弊。因此，其实施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另一种改革思路是从国家科研投入的方面入手，适当调整竞争性经费和保障性（稳定支持）经费的比例。我国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来，科学家自由选题，以同行评议的方式选择资助项目，已成为科技界深入人心的一种经费分配方式。这种竞争性经费分配方式得到了科技界广泛认可，越来越多的部门和机构借鉴这一成功经验，采用了类似的科研人员申请、专家评审的方式。这逐渐导致了科研投入方式的单一化或同质化，大部分的科研经费投入都进入了竞争性经费分配方式的范畴。科学家要开展研究工作，就必须参与申请经费的竞争。特别是对一些单位的科研人员来说，如果不能获得项目资助，不但无法开展研究工作，个人的岗位和收入都会出现危机。因此，大部分科学家都被迫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各种项目竞争，科研工作本身时间和精力逐步被压缩。科研人员陷入到这样的窘迫境地，很大原因是保障性经费投入不足引起的。
建立保障性与竞争性经费并重的机制
诚然，在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集中有限的经费到重要的研究领域、到优秀的科学家手中，从而取得重点突破，是很有必要的。但现在看来，过度依靠竞争的方式来进行科技经费投入，也有较大局限性，并不是完全有利于达到“稳定支持”、“自由探索”的目标，甚至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近年来科技界对现行科研经费分配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竞争性经费投入渠道都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样，有详细严密的国家、部门法规制度保障，有规模较大的学术项目管理队伍进行评审操作，因此难以保障项目立项过程都能够按照合理的程序进行。这样，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项目竞争过程中各类矛盾和不良现象纷纷暴露，同时给项目申请人、项目评审人和项目管理人员各方都造成巨大精神压力，引起了科技界的不满和关注。
其次，对一些大型项目来说，即使是通过平等竞争获得了立项支持，其经费投入终究还是要分配到团队中的科研人员个体，而这种二次分配过程是否合理也存在不确定性。这个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例如，科技界有所反映的科研“老板”、“包工头”等问题即属此类。实际上，许多问题的出现并非首席科学家本意，但经费二次分配过程是牵扯到各种单位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使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协调各种关系上，处理不当还影响科学家之间的个人关系。
综合上述因素考虑，随着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的逐步加大，为进一步贯彻中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现在可能是考虑重新调整竞争性经费和保障性经费比例，建立保障性经费与竞争性经费并重机制的良机。
最近，一些科学家也提出了这方面的呼吁。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郭雷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科研管理体制改革三建议》（2010年10月18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王小凡的《中国科学正处改革良机》（《科学时报》2010年10月14日）等，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很好的意见建议。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认真、客观地评估目前国家科技投入的体制，并从根源上着手解决科技界反映越来越多的问题，目前正是机遇。 （全文完）（作者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科学时报》 (2010-12-6 A4 科学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