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秀红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0-11-28 18: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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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批博士重聚忆恩师:把我们托举到历史起点的人

博士的聚会留言
 

1980年,李尚志和导师曾肯成(左)在颐和园交谈。
 

1983年合影(资料图片)
 

2010年合影。青丝变白发,不变的是博士们对恩师的崇敬。叶波 摄
 
11月中旬的杭州。18位花甲老人在履行一个长达27年的约定。
 
“来!来!大家还站在当年的位置,马中骐,你还是站在最中间,张荫南,你在他旁边……”一位老人高举着一张合影,提高了嗓门,指挥着大家。
 
队伍站好后,突然有一两秒钟的静默,18位老人和在旁的人,都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恍惚:如果忽略白发沧桑和身后的背景,他们似乎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当年,回到了1983年5月27日。
 
就在那一天,他们以同样的位置也拍了一张合影,不过是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那张合影定格为中国教育发展史的里程碑:新中国凭借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了首批博士。
 
这18个人的名字注定会载入历史,他们是: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女)、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
 
“惊涛依旧涌钱塘,见证春华秋实。踏遍青山人未老,重聚当年博士。十载沉浮,一朝展翅,同折蟾宫桂。今生注定,八千里路云和月。”18位博士之一的李尚志专门创作了这首词表达重聚的心情。
 
“是历史把我们推到了这个特殊的位置,我们也承担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博士学位证书为001号的马中骐说,1983年之后,18个人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聚过,但每个人都默默记住了责任,那就是要做出成绩,不辜负“首批博士”之桂冠。
 
“首批博士”是个历史起点,谁也无法忘记把他们托举到历史起点的人——站在18位博士身后的导师们。
 
因为这次重聚,厚重的记忆由此生动起来。
 
至今的传奇
 
首批博士的导师们或才华横溢,或博闻强记,他们的段子至今还在大学校园里流传。
 
“有次上课,讲课讲得出汗了,他掏出手帕擦汗,结果,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原来,他掏出了一只白色的袜子。”
 
“他给我们讲‘复变函数’,他的幽默和智慧,让大家佩服。他的讲稿,纯粹是做做样子,放在桌上,待风一吹,一把抓起来,就全塞在讲台下面了。他把数学都讲活了,称积分奇点为‘拦路虎’,常常说:‘我要绕开这只拦路虎。’”
 
“他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在理论研究上经常有奇思妙想,但很少将这些想法写成论文发表,而是告诉别人,让别人去解决和实现,人家写出文章发表,他还死活不准署上他的名字。他的论文很少,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科大学报上的几篇。搁在现在,他评不上教授。”
 
……
 
在现在的中国科技大学,至今仍流传着“怪才”曾肯成的段子。他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学生,博古通今,是数学界有名的才子,其才情不输华罗庚。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回忆说,导师跟我们聊天时,反而有一大半时间不是在谈数学,而是谈古论今。师生俩经常诗词唱和,吟诗论赋,拿捏字词。
 
曾肯成在莫斯科留学时被调回国。在莫斯科火车站的同一个站台上,停了两列相反方向的火车,一列开往北京,一列开往华沙,登上华沙的火车可以逃脱厄运,但从此走上背离祖国的道路,所以明知道回国要当“右派”,挨整,他还是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文革”后,曾肯成在填写履历表时,上面有一栏是“受过何种奖励与处分”,“右派”当然是处分,填什么好呢?他索性在上面写了一首诗:曾经神矢中光臀,仍是当年赤子心。往事无端难顿悟,几番落笔又哦吟。
 
裤子还没穿好就被反右斗争的“神箭”射中了,这就是“神矢中光臀”。这句表面幽默实则辛酸的诗句说的是他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李尚志说,不知道老师在写诗时是否想起两列相反方向的火车,“仍是当年赤子心”,他写下的是无怨无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同样在科大读书、首批博士之一的白志东回忆说,后来给曾肯成“摘帽”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给戴上去的。
 
虽然一生尝尽坎坷和落魄,但曾肯成一样功勋卓著。1982年,他一头扎进国家急需的信息安全领域,一直干到退休,他创建的信息安全实验室成为国家信息重点实验室,他本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奖。在学生李尚志眼里,即使落魄,曾公也不失雅兴。有一次,在北京,曾肯成对将要回到合肥的李尚志说:“史济怀欠我一盆梅花,你催他尽快给我。”原来,当时史济怀担任中国科大的副校长,主管外事工作。有一位日本友人来访,拿诗相赠,史济怀让曾肯成作一首诗回赠。曾肯成说不能无偿奉献,问史讨要一盆梅花作酬劳。所以,曾肯成让李尚志去“讨债”。李尚志回到合肥跟史济怀说了梅花的事,史济怀笑着说:“有这回事,我知道了。”后来,李尚志再见到曾肯成时,曾肯成说:“已经收到梅花了。”
 
首批博士的导师们,很多都是曾肯成这样的传奇人物。赵林城、白志东、苏淳3位博士都是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陈希孺带出来的。1957年,陈希孺被选派到波兰留学,一年后因为“反右”被调回国,后下放到陕西洛川劳动改造。直到1960年回到中国科大,才有了一个安定的科研环境。但随之而来的“文革”给他带来沉重打击。他在“文革”中本来是个逍遥派,但他好发议论,受到了批斗,被定为“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所幸他生性豁达,能泰然处之。
 
“他跟曾先生很像,但有个地方不一样,陈先生有什么想法喜欢写出来,他写书都是‘一稿成’,顶多事后加个‘补丁’。”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白志东说,陈希孺记忆力惊人,喜读文史、经济,他能准确说出看过的某本书的某个数据,可谓过目不忘。他在写《数理统计引论》时,700多页,不过3个多月就完成了。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每天定了写20页稿纸的任务就一定完成。他又好客,家里总是有来访者,有时会聊到凌晨,他常常是客人走后接着写。
 
一直到现在,这本《数理统计引论》还是统计教材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一直被广泛地用作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的基础教材。
 
除了培育杰出的学生,陈希孺更大的贡献是拉起了中国数理统计界的队伍,是统计教育方面一位令人折服的“领军人物”。数理统计学本是我国数学中的薄弱分支,再经过“文革”10年的停顿,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队伍已衰微。陈希孺先后在武汉、开封、广东、九江、成都、郑州等地的统计讲习班担任主讲,他的讲学引进和推广了若干重要领域的研究成果,带领、培养和联系了一批人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目前在我国数理统计界的骨干队伍中,不少人在早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比如安徽大学的陈桂景、浙江大学的林正炎、北京工业大学的王松桂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首批博士的导师们以一股做人的正气和对国家的赤诚感染着学生们。马中骐回忆说,导师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他当年读书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导师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
 
200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谷超豪是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洪家兴的导师,“谷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偶像,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在行动上却会给我一种精神的压力。”洪家兴说,很敬佩老师对信仰的坚定,谷超豪是地下党员,他1940年就入党,为了国家的需要,他从微分几何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谷先生给我们的重要启发,就是要把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与自己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在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教授徐文耀眼里,导师朱岗崑一身硬气,真诚率直。比如,他自己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国效力,他认为天经地义,于是也顺理成章地以此来要求他的学生。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不能容忍“逾期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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