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 发布时间:2010-11-21 15: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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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中国博士培养模式是高水平的“不伦不类”
 
【光明网】:有人就说有了生源之后可能还不够,到了我们的高校里面,肯定还需要我们高校有好的培养机制。那很多人就提到学科建设,以及我们的课程建设,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质疑,说我们现在学科建设以及课程建设不能够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因为觉得现在我们社会不仅要求学生具有学术研究能力,可能很多看重的还是他的创新能力,以及实际的操作能力。那您觉得应该有怎样的学科建设以及怎样的课程,才能够适应社会的需要呢?
 
【顾海良】:你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现在博士生培养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科目录已经是1998年制定的学科目录,就是我们讲的按门类,按一级学科,按二级学科来培养。那么现在有些二级学科,一些新的,相当于二级学科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学科目录。也就是讲,我们不能按这些新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来招学生,还是要按原来的目录,这样新的学科要求的学生不能招生,更不能培养。另外和这个学科相适应的就是你刚才讲的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这两个与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相比也是存在一定滞后的现象,现在我们强调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问题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等等的要求。随着新学科的发展,有些课程落后了,有些课程需要更新,都存在一些问题。
 
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在武汉大学,有的获得一级学科授权的博士点,学校有权进行新的二级学科的设定。比如讲新闻学,原来新闻学只有两个二级学科,一个是新闻学,一个是传播学。现在我们可以增设新媒体等二级学科,新媒体是新闻学,又是传播学,更是两者的综合,而且新媒体也结合了其他一些计算机学科、信息管理学科等一些交叉学科,那么对新媒体,设为新的二级学科后,有了新的专业学科设置和培养方案,就可以招博士生和培养博士生了。有一级学科授权博士点的学校,都可以做这项工作。我们现在很多学科,都新设了一些学科发展,新的方向。这对博士生培养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即使这样,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课程设置上,也许还要花很大工夫。我们现在培养方案上是做了,培养方案根据新的人才培养的要求调整了。但是,接着的就是导师的问题,导师有没有能力按新的培养方案来实施,这是一个关键。这几年来,武汉大学每年都要对导师进行各种培训,包括请一些优秀的导师来讲自己怎么适应新的培养方案的,自己怎么在新的培养方案中进行创新性工作的,进行经验的交流。同时也请国外同行专家来介绍,他们在本国怎么能够按照新的要求来培养学生。
 
其次涉及到更为直接的一些问题,就是课程设置问题。博士生尽管课程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课程的前沿性、科学性、精要性和新颖性,以及教授方法和方式的改进和创新问题等等,都是需要认真讨论,需要不断完善的。
 
【光明网】:对,说到这个课程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网友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觉得现在的课程很多就形同虚设,因为在整个的培养过程当中,很多博士生只是跟导师做课题。那博士生课程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顾海良】:对,你讲得非常对,我们现在博士生的课程,实际上就不是很多。为了达到课程中学科专业的前沿性,我们基本上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比如世界历史的研究,这个学科专业有不同的方向,我们请世界历史各个学科中很多博士生导师都来讲,采取讲座的方式。讲座的方式和硕士、本科的教育就不一样,不是把一本教科书从头讲到尾,而是把研究的前沿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些核心问题跟你讲清楚。而后要研读一系列的参考书,让你把导师们讲的,只是做一个引导,还要通过博士生自己的研读,通过自己的研究来掌握这些新的前沿问题。现在博士生的一些前沿课程,博士生的一些新的课程,我们都采取讲座的方式,这个可能比较有效果,博士生也能够接受。
 
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这种讲座式的课程,能够调动博士生学习的自觉性,提高他们阅读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所以这方面我们和传统的本科生授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提出问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中掌握这个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在这些方面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光明网】:武汉大学有博士淘汰制吗?
 
【顾海良】:我们是有博士淘汰制度的,所谓的博士淘汰制度是这样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在学习中不能胜任学习任务、无力达到培养方案要求的,是要淘汰的。有的学生感觉学习压力太重,他自愿退出的,也有导师认为不适合培养的,提出退出意见的。
 
【光明网】:就是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被退的。
 
【顾海良】:但是,现在来讲,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多。对于淘汰学生强制性的做法基本没有,大多是导师提出来,跟学生商量,你学习难以继续下去,是不是按硕士毕业,或者找个适合于自身禀赋和能力的工作。通过导师与学生的协商,管理部门与学生的协商,很多学生都接受这样的事实。 还有一种是,说不上是淘汰制,比如讲三年的学习,不能如期毕业的,可以延长一年,延长个四年,甚至五年,甚至最多到六年。也可以三年学习完以后,博士论文没做出来,先找工作,你学习了三年,出去找工作,两三年内,有博士论文做完了以后,还可以再来答辩。前提是你要把博士生培养要求的课程,把一些开题报告都做完。当然,你不找工作也行,留在学校继续做博士论文,这个和淘汰出局不一样。武汉大学博士生平均的学习时间大约在三年半多一点。
 
【光明网】:很人性化。还有个问题,是关于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的问题,是由导师说了算?还是由一个委员会来决定的?
 
【顾海良】: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有的如导师认为学生不能如期毕业,可以和学生协商,一般来说,学生会认可导师的判断的,学生可能不会愉快地接受,但还是会接受的。有些导师是非常好的,不仅同学生讲清不能如期毕业或者不能毕业的原因,同时还协助他找到一份工作,不耽误他继续的发展,这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还有一种就像你讲的,有争议性的。导师比如认为“儒子不可教也”,不能再继续培养了,但是学生不买账,还坚持要读下去。这就要经过院里的学位委员会来作出判断。要充分听取导师的意见,导师讲他不行,肯定有一些根据,比如考试课程没通过,综合考试(中期考试)没通过,或者哪个开题报告没通过,一个一个关口可以检验。经过学位委员会的检测,可能也会做出是留还是去的决定。大概方式主要是导师提出为主,不能协商解决的由院的学位委员会来判断。学生对院的学位委员会判断还感到不满意,也可以提交学部或学校学位委员会进行裁决。应该讲,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会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但是,学生在一定的时候也会理解的,可能是有利于他长远发展的。何必在这儿不断地学,但是又没有更大的进取,还不如选择适合自己能力和特长的工作,可能对他长远来讲,会更好一些。
 
【光明网】:现在博导的年轻化也是高校里面的一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现象。这样的导师,很多人会认为他的教学经验可能不太足,等他当了博导之后,可能也会花很多的精力去申请课题,申请经费。那么他在培养学生方面,是不是花的心思会比较少一点?
 
【顾海良】:你讲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教师队伍建设,包括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一个最令人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高校教师队伍确实存在一个不足,这个不足就是把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这两个不同系列完全混同了。比如讲,一个博士生毕业以后,两年评副教授,再过几年就要评教授,有的学校为了“吸引”人才,博士一毕业就聘为教授。但是教授、副教授作为教师职称的系列,涉及到不仅是科研能力、学术水平问题,还是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问题。学位制度只是对学术水平的一个评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只是说达到硕士或博士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是对专业的研究能力和水平的认定。而职称,如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得系列,并不应该与学位系列完全一一对应的。但是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个制度,博士毕业,28岁毕业以后,要很快争取副教授,成为教授。这时候的副教授和教授,完全是根据他的研究能力,根据他的学术水平来定的。这就是你刚才讲的容易出现一种片面追求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而忽略他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这个现象是较为普遍地存在的。
 
所以我们有些年轻的副教授、教授,实际上,上课的时数并不多,不仅上课时数不多,上课积累的经验也不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对教学的兴趣不是很大。你想,一个教授假如不能很好地从事教学,对教学没有满腔热忱,没有这种尽心尽力的热情,或者讲是一种冲动,你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教授。但是我们现在存在把学位制度和职称制度两个挂上之后,确定产生了您讲的一些弊端。
 
现在,武汉大学强调,作为一个副教授和作为一个教授,要有一定的教学工作量,不仅要有教学量,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我们想提高博士生在获得副教授和教授这个过程中的教学能力、教学水平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这个教学的责任感和责任性的培养,改变你刚才讲的存在的这些弊端。
 
【光明网】:那么我们下面谈一下,关于博士生的培养机制的问题。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整个中国的博士生培养机制是不伦不类的。说我们既不像北美的“老板制”,又不像欧洲的“导师制”,但是我们都有这两者的特点。您是怎么来看待“导师制”和“老板制”的?
 
【顾海良】:这个概括实际上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你看美国各大学的博士生的培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是老板制或导师制,欧洲也是这样。因为对国外的大学,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多少有点误读,喜欢谈诸如美国大学的培养模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美国的大学,有着不同的培养模式和方式。在欧洲也是这样,所以假如说既不像美国又不像欧洲,或者不像其他。我想这个可能正是我们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这个培养模式,应该充分地吸收一些发达国家著名高校培养过程的一些好的地方。最后形成的可能就是“不伦不类”,但却是高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
 
由于学科的不一样,可能工科的学生更容易把导师称为“老板”。
 
【光明网】:对,这也是目前社会上讨论很多的,说博士变成了博士工。
 
【顾海良】:博士工,成为导师的简单的实验员。这个部分是学科使然,由于学科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工科,肯定要有以实验为主体的大量的工作。导师接受了项目科研任务以后,学生肯定是围绕着导师这个课题来做。那么导师可能会把一些实验、一些有点打杂的工作让学生来做。我觉得作为博士生,也有这样一个必要性。但是,导师应该非常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不要把学生当成一个简单的试验或操作工具,当作简单的实验员。这是导师的责任所在。
 
但是,假如把这个就称为老板制,我觉得不准确,因为这个实验室主任是导师,同时也起到了导师的作用,因为除了实验之外,他还要给他们上一些课程,进行一些讲座。而文科、理科,可能体现的更多的是导师制,你看一个老师对几个学生,竭尽全力地同他们交谈,进行讲授,进行问题的探讨。但是,实际上,对文理科来讲也不尽然。在文科中,如搞产业经济学的,可能会经常带着学生出去做一些产业规划,也可能会接受比较多的科技经费,来进行科学研究。比如现在做十二五规划,我自己就有一帮学生跟着我做,湖北省某个地区的一个十二五规划,那么是否给人感觉也是老板制一样的?
 
我总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导师制度要根据学科形成的不同方式,还要根据各个学校的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学风和校风来形成自己一些独特的方式。但是,现在的基本事实是,我们导师辅导的方式可能比较单一、也比较传统。我们现在正在推广“双导师制”。比如讲现在有些结合经济社会与发展现实的一些重大课题,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完成的。“双导师制”,就是学校的科学导师和相关部门的这些工程类,或者其他实践类的导师,两个导师的结合可能会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做法。如果研究的主题是三峡水库建立以后造成的生态问题,造成的三峡各种效率、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就主张,学校有一个研究水利方面的专家,加上三峡工程方面的一个高级的技术人员或者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院的或者研究所的这些人组成一个双导师制,我们很希望我们和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结合得十分密切的这些论文,能够有双导师制。
 
另外可以采取导师指导小组。因为我们现在导师对学生做的论文题目,不可能完全都知道。一个导师假如说指导这个学生,你对他所研究的课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主张组成导师组,导师组用集体的力量来对学生进行指导和辅导。
 
我们想建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师制度,实际上也会有多种方式和多种样式。在各个学校里面,因为学校的原因,因为学科的原因,可能也会有差异,我们希望有一种多样性的,就是在一个学校有一些多样性的指导方式。但是检验这种方式的合理性,应该是你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和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所以我倒赞成这些“不伦不类”,能够转换成高水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生导师制度。
 
【光明网】:刚刚我们提到美国的老板制度,美国应该是现在的博士生教育第一大国。那您是不是认为它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顾海良】:我觉得美国大学在博士生的培养上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考察过美国一些很著名的高校,考察过他们博士培养的情况。这里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
 
一个就是他注重博士生培养中的,不管研究什么问题,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培养。假如说基础理论达不到要求,可以在进入博士生阶段以后再补习。你研究再现实的问题,基础理论总是一个支撑。不能因为研究现实问题就忽视基础理论研究。所以美国很多大学既是对博士生的培养,依然很注重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美国许多大学的博士生的资格考试,是比较严格的,或者叫中期考试或者叫资格考试,在取得博士论文资格之前的考试,这类考试主要检测你对基础学科的把握程度,对基础学科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理解程度。
 
【光明网】:这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博士生入学考试?
 
【顾海良】:不是,相当于我们综合考试,我们叫中期综合考试,通过综合考试以后就可以进入论文开题了。那么这个考试他们做得比我们可能更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二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学生在论文选题的选择上,和导师的协商机制更为健全一些,也就讲学生可以比较好的根据自己自主研究的兴趣和导师进行协商论文选题。在这个中间,也可以取得多名导师的支持,对别的与选题相关的导师都可以请教。我们导师之间的门户之见就比较多了。好像自己的导师已经有很大影响力,再请教别的导师似乎是对自己导师的轻视,,别的导师可能也不会对你说三道四,因为他觉得好像和他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把一个学科培养的学生,看作是一个学科全体导师共同的责任,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学生可以从多名导师那儿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当然这个做法在美国也是局部大学这么做的,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能做到的。其他的很多大学也和中国一样,隔行如隔山,大家各自守着自己那一摊子。但是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大学,教师之间学术的交叉和交融会好一点。
 
第三就是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多方面的检验方式,也值得我们借鉴。可能不只是对博士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数量这样一个评价指标了,还包括对他博士论文的评价,以及博士论文所产生的学科的影响,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现实的影响,以及这个博士生毕业以后,走向社会以后,对他的成就的综合评价。总之,是以这一系列的评价来检验这个学校的博士生的培养的水平和质量。不是根据单一的指标,而是根据多种指标。
 
我想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现在,我们武汉大学,也努力想在怎么能够加强博士生的基础前沿问题的研究,怎么能够使导师形成一个导师指导的群体,打破门户之见,以多学科的方式来指导学生,以及用多种方式检验和检测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等问题做出探索。还在努力探索的有,博士生学制的弹性问题,不一定是三年、四年学完,可能五年、六年,目标就是使学生博士论文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由于博士生的就业问题,由于博士生三年以后经费的后续的支持等一系列问题,有的匆匆忙忙就让学生走了,博士论文可能就此而终止,更好的科研成果就得不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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