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下午，吴传钧先生因病医治无效，走完了他人生91年的历程。吴传钧作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是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GU）原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地理学报》原主编、中国科学院原地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我是1963年考上吴传钧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45岁，或许与他曾经留学英国的经历有关，那时就感觉他非常有派头、有风度，令人敬重。后来，我一直在他的关怀下学习和工作。没有吴先生，我个人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进步，我们国内的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研究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兴旺发达。对他老人家几十年来的辛劳、贡献和品德，我万分感激！”

 

3月15日，在追忆吴传钧时，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对《科学时报》记者作上述表示。

 

《科学时报》：吴先生做了差不多70年的地理工作？

 

陆大道：1918年4月2日，吴传钧出生在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他从小热爱科学，上初中时，听地理老师讲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他产生了对国家美好前景的憧憬，开始了对地理科学的追求。1936年他考入原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1945年考取全国地理专业唯一的公费出国名额。经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罗士培（P.M.Roxby）介绍，他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1948年7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归国。

 

他很活跃，在英国留学期间，曾担任留英学生会的副会长，代表留英的中国留学生出席1946年夏在布拉格举行的首届世界青年联欢会。

 

上世纪70年代末，吴先生就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1991～1999年间任理事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8年当选为IGU副主席，这是中国地理学家第一次担任这个重要职务。

 

他开拓了我国农业地理学和土地利用研究、国土整治与规划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当代地理学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领域。他认为，“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有别于国民经济其他生产部门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我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时期，地理学为农业服务，既可以发挥学科优势，又能够在生产实践中促进学科发展。”

 

他参与组织地理学界和农业部门完成了《中国农业地理》、《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中国农业区划》、《中国人文地理》等一系列重大成果，给中央政府提供了多份农业发展、学科发展等的咨询报告。

 

《科学时报》：我注意到，在2008年举行的吴传钧先生九十华诞贺寿座谈会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术研讨会上，他得到业界非常高的赞誉和评价。为什么大家将他誉为我国杰出的现代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事业的开拓者？

 

陆大道：吴先生曾说过“地理学是一门天地广阔、大有作为的伟大学问，展望未来的地理研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这句话表现了他对地理学的深深热爱，也表现了他对地理学学科内涵和意义的深刻认识。

 

可以说，吴传钧为中国地理学发展指引了方向。他长期作为我国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的学术带头人，几十年来在完成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和重要著作的同时，还谋划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表现出了高度的科学智慧和学术造诣。

 

首先，交叉学科的定向给我国经济地理学带来了长期繁荣。

 

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学术思想影响下，国内出现了关于经济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吴先生认为，苏联当时对经济地理学科性质的看法存在片面性。他在1960年发表的《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的科学》一文中提出，经济地理“是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技术科学关系非常密切，具有自然—经济—技术综合特点的边缘科学”的新见解。这一论断为我国经济地理学发展指明了航向。

 

我国广大的经济地理学工作者遵循这一学科方向，一方面认真地加强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等方面的研究，同时也钻研区域经济科学和部门经济科学的原理，还努力掌握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今天，也正是由于我们具有这样的知识结构，使我们在国家一系列战略需求面前具有特殊的优势，成为我们发挥国家队作用的理论基础。

 

其二，人文地理学复兴使地理学学科建设日趋完善。

 

我国现代地理学曾按照前苏联的模式，以自然地理学为主体，一度忽视了人文地理学研究。吴传钧分析我国地理学发展的全局，认为学科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忽视了人文地理。1978年以后，国家战略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地理学代表大会是复兴人文地理的极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上，吴先生会同李旭旦先生提出要复兴中国的人文地理学。会后，吴先生通过教育部与中国地理学会合作又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举办多期全国人文地理教育培训班，成立了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

 

此后，他和李旭旦先生一起为普及人文地理知识和理论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编著和翻译介绍现代人文地理学思想的著作，组织专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人文地理卷》，创办了“人文地理学论丛”，编写了《人文地理学概说》等。20多年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学科框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系列分支学科包括城市地理、人口地理、历史地理、旅游地理等，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专著，政治地理、社会地理、行为地理也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地理学二级学科人文地理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已广泛分布在全国的高等学校，一批批人文地理学人才走向社会。

 

国家“六五”计划中提出，人文地理学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由于发展比较薄弱，今后应予以重点加强。把人文地理学发展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这在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这与吴传钧、李旭旦两位前辈的特殊贡献是分不开的。

 

其三，“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使地理学在满足国家战略需求方面获得了理论武装。

 

吴传钧先生在1979年底广州召开的第四次地理学代表大会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核心”的著名论断。之后，先生又强调，地理学要“着重研究人地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的论述，是地理学科学发展史上极具前瞻性的论断。现在，这个科学论断已经在愈来愈大的范围得到了共识。有关人地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为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实施的重要基础之一。

 

他根据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提出地理学家在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时的基本方法，包括分类、区划、定量分析、建立模型和评价等。他特别强调要提高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水平，走现代化道路。

 

在跨入21世纪之时，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重大任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强烈地改变了中国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中国及各地区的人地关系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地理学是实现这些国家重大任务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当地理学家聚焦于人地关系及其地域系统时，就使我们获得了科学的方向，就能确切把握研究对象及其实质。20多年来，我国地理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科学时报》：为什么说吴传钧带领中国地理学走向了世界？

 

陆大道：建国以后，我国学科发展长期处于较封闭的状态。吴传钧和黄秉维等老一辈科学家，经过许多曲折促成了中国地理学家代表团在1978年10月到美国访问。从此，建立起了中美地理学界学术交流的桥梁，也打开了中国对外地理学交流的大门，中国地理学家陆续开始了与世界上一系列主要国家的学术交流。当时，吴传钧是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吴先生一直负责对外合作交流工作。

 

1984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5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吴先生率领中国地理学代表团列席IGU全体代表大会时，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外交家的风度，通过协商和斡旋，恢复了中国大陆地理学界在IGU的合法席位，大大提高了我国地理学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信心。当时，他感慨地说：“总算为中国地理学了却了一桩心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吴先生开创了祖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之间地理学界的往来和学术交流，一直延续到今天。

 

吴先生经常强调，我们中国的地理学家应当有民族自豪感。他认为，我国的地理学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日益彰显中国地理学家们的成就与主流作用。他自己也在国际同行中赢得了“大师风范”的赞扬。

 

吴先生过去几十年有很好的国际交流渠道，先生也很重视借此举荐青年人深造。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他的推荐下，一个又一个青年人出国留学。受他推荐出国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有些是现在的院士、大学校长等，他们获得了有关国家各种基金会的资助。通过国外的学习和实践，不仅促进了自身发展，也为地理科学的发展培育了接班人。1980年，我本人也是经先生力举才得以到联邦德国进修的。我们一些老同志对吴先生都怀有非常崇敬、美好的感情。

 

《科学时报》：吴传钧开拓了地理学界的广泛合作，这一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陆大道：吴传钧秉承他的老师胡焕庸先生提出的“学业并重”的教导，践行了“做人与做事兼顾，治学与创业并重”的人生信条。在努力治学的同时，他希望把这门学问的事业做大、影响做大，真正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对发展我国地理学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全局观念，努力推动和协调地理界有计划地进行全国性学术活动。他时时注意不使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中科院和地理所，而是顾全整个中国地理界的大局。

 

他通过中国地理学会将全国经济地理界的力量组织起来，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抓起，开展了全国农业地理丛书编写和全国土地利用图编制的大协作。

 

为了推动地理学家的联合，他特别重视与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合作。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先生表现了尊重他人的合作精神，在原则问题上，先生以理服人；在事关个人利益方面，先生总是抱着谦让的态度。长期以来，我国地理学界呈现出团结的局面，地理学事业蓬勃发展，与老一辈科学家之间的良好合作风气是分不开的。

 

同时，也正是由于吴先生与李旭旦先生的同心同德，使今天我国人文地理学学科蓬勃发展、人才大量涌现、成果影响日益扩大。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与于光远等著名经济学家合作，共同组建了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20多年来，这个学会聚集了广大的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科学家，为我国的国土整治和资源保护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推动地理学界的联合，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和一些同行集资创办了《地理知识》。上世纪80年代，经过他的努力，先后创办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自1984年担任《地理学报》主编后，他就力图使该刊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地理学发展的新成就。他还担任多个全国性地理刊物的编委、顾问、名誉主编。

 

吴传钧的夫人是长期任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的瞿宁淑先生。在二三十年间，吴传钧和夫人把他们的家变成中国地理学家的“家”，接待了无数海内外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工作者，也使中国地理学会成为全国广大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工作者及海外华裔地理学家的“家”。

 

吴先生以他的高尚品德，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和凝聚了大量的科学人才以及能够继往开来的学科队伍。吴先生晚年仍旧关心地理学事业的发展和地理学人才的成长，热心参与各种学术活动。

 

今天，他老人家的学术思想正在变为我国广大地理学者的行动方向，他所开创的科学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在沉痛哀悼吴传钧先生的时刻，我们也希望努力实践他的学术思想，开创地理学新的发展局面。

 

《科学时报》 (2009-3-18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