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在新学期开学不久死于书桌前。这个博士读了五年，两次延长毕业时间，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经济五副重担的大龄博士生，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来到他身边的黑暗中。（《南都周刊》4月15日）

 

鲁迅说，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李开学博士的猝死为这句话又一次作了最悲伤的注脚。历经波折，梦想中的幸福几乎触手可及，但造化弄人，他却永远地倒下了，留下了以泪洗面的妻子、上高中的孩子、年迈贫穷的父母，还有那永远再无可能通过的博士答辩。想来，李博士应该是“含恨而终”吧。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导余虹跳楼自杀之后，陶东风教授在其悼文《再悼余虹》中称余虹是一位唯美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我不知道因博士论文而两次延长毕业时间的李开学博士是否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一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似的人物——背负沉重的压力，要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去博得一个美好的将来。这里面承载着一个贫穷人家全部的希望。

 

希望重如山，李开学必须为一纸博士文凭而战斗到底。他的信念是如此强大，却又是如此无奈。生活是残酷的，论文的压力之外，导师的课题、就业的牵挂、家庭的负累、经济上的困窘，让这个人的神经紧崩到极点。长此以往，最终导致这位44岁的大龄博士生命力枯竭，一夜之间，蜡矩成灰泪始干。与其说，他死于巨大的压力，倒不如说是他死于希望与幸福的难以企及。

 

我不想说，博士制度为此应负什么责任；更不想说，是李开学导师的课题压跨了他。试问，没有这些，就一定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吗？关键不在这里，而是李开学们逃也逃不掉一种宿命——困苦家族的托付和时代背景的附身，让他们艰于呼吸视听。

 

很多这样的例子：2006年5月16日，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女博士生从宿舍跳楼身亡；2006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一女博士跳楼身亡；2006年2月，华南农大竟然有5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相继跳楼自戕……如果你愿意，这份死亡名单可以列得足够长。千古艰难唯一死，而他们的生命却为何如此脆弱？我们总是说，死者的心理抵抗力不是足够强健，但我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把视野放到大时代里关照他们的亡故？这是一个压力无处不在的时代，当希望与绝望之间的距离每每变得近在咫尺，慷慨赴死或许就是一种解脱的方式。

 

自戕或者猝死，不过是人的反抗方式不一样的结果，其本质却殊途同归——无非都是时代阴影处的几朵悲凉的浪花。李开学博士的非正常死亡，是他自己的悲剧，同样也是像他这样的人的悲剧。

 

希望有时候是一种毒药，一种足以致命的东西。我固执地认为，一个美好的社会都应是那种能把人们的苛刻的希望降低到最低点的社会。如果，李开学拥有一个殷实而平静的家庭；如果，一纸博士文凭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升上天堂或者跌入地狱，那么，李开学是否还会如此残酷地活着？如此说来，李开学的猝死是一个苍凉的手势，指向了一个国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