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民：中国的大学，单从数量上观察，已相当庞大。但大学作为思想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却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财政对大学的投资，公众对大学的期望，相差很远；与大学教授的经济地位，也不相称。大学教授在中国社会中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学教授面对政府和社会，公开表达独立而负责的见解太少。有的名校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鼓励教授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而更多的大学，则不希望教授面对社会发言。即使发言，也是向政府提供赞扬性的评价，为政策提供解释性的说明。殊不知，这正是造成中国大学教授社会声望不高的原因。

 

毕文昌：说实话，现在的大学教授，受人尊敬的不多。有些教授在人们心目中甚至可以说很差，很臭。社会对教授不产生敬意，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教授。教授在学术中的不端行为就不要说了，更有教授以炒股为主，以发财为上，不论好坏，惟权力马首是瞻，这如何能让公众对他们产生敬意呢？

 

梁子民：教授是构成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来源。不要说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要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傲气，现在的中国大学教授，有时候连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这如何能成为一个进步的动力来源呢？所以我建议大学里要鼓励教授出来说话，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负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国家进步保存一点种子，为社会开敢言的风气。

 

毕文昌：中国大学，大体可以说是学会了西方大学管理中那些技术性的东西。现实的状况是，教授和大学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打工者和老板的关系。而政府管理部门和大学之间，实际上又存在着另一种主从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依存关系，就导致一般的大学都是鼓励教授为现实涂脂抹粉。

 

梁子民：鼓励在大学中养成批评的空气，也是为了使大学教授更好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履行公民的责任。国家养“士”千日，用在一时，不是要教授来说无关痛痒的话，而是让教授为国家进步保留清醒的头脑。

 

毕文昌：鼓励大学教授公开批评现实中的弊端，甚至公开批评自己任职的学校，应当成为中国大学中的一种风气。从大学教授一面来说，要敢说话，但更要说负责任的话。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大学充满活力。

 

梁子民：有的教授，对现实不是没有看法，但有批评意见也不说，趋利避害。有的教授，本身权益也受伤害，但自己不想出头，总想找敢说话的教授替他出头。他们自己不冒风险，想等问题解决之后，再来搭便车。

 

毕文昌：人人都想搭便车，社会将无车可坐。在大学一面，要鼓励教授敢于批评，要鼓励教授多发不同的声音，要提倡教授有一点书生论政的风趣和智慧。大学校长，对于那些敢于批评的教授要多加保护，对敢于批评自己任职的大学的教授，更要奖励。大学校长，不要把精力都放在应付无聊的教学评估上，不要让那些无聊的事伤害自己的智商，要造成风气，要让自己管理的大学有一点个性，有一点多少年后让人想起来的趣事和美谈。哪怕做一点这方面的努力，也会给中国大学开一点风气。

 

梁子民：养成这种风气，不能只靠大学一面改进。政府、人大、政协都有改进的余地。有些教授，在专业以内取得突出成绩，被安排进人大、政协。进去之后，出于内心的正义和良知，成了敢言之士，受到舆论好评，换届时反而被拿掉。对于这些教授来说，是否在人大政协连任并不重要，但对于国家社会来说，一点点渐进改良的因素都不能保存，于自己又有何益？胡适早年就说过，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可以建造得起来的。

 

毕文昌：中国大学里，如果以后没有敢言的人，没有敢言的传统，我们还能希望官场出敢言的人吗？社会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大学不是发财的地方，也不是养老的地方，大学是说话的地方。要让社会明白，别处也许没有人敢说，但大学是一定敢说的。大学要把养成敢于批评的风气，作为一种学风提倡，要处处保护那些敢言的大学教授，要懂得，一所现代大学中敢言的教授越多，对大学越有好处，也就越接近本来意义上的大学传统。

（本文选自《中国青年报》每周三“冰点”特刊“双城记”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