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科学时报》刊发了江苏大学教授陈国祥的《通识教育因何无疾而终》一文，使通识教育这个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觉得有必要换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我的看法是，通识教育“走样”不是个小事。这样说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通识教育没有什么大不了，有了更好，没有也无所谓。这样的想法才是导致通识教育无疾而终的思想根源。那么究竟为什么说通识教育“走样”不是个小事？陈国祥教授已经就这个问题作了陈述，笔者只想作一点补充。
通识教育是主导21世纪的主流教育理念。形象点说，在大学提倡通识教育，就如同我们眼下正在中学提倡素质教育一样。通识教育代表着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不二选择。因此，我们所要讨论的不再是通识教育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地全面地推进通识教育。所谓通识教育，说白了，就是指人的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而不只是单一的知识教育。只有树立起这样的通识教育观，才可能制订出科学的教育政策。许多高校，一提起通识教育，第一想到的就是增开几门课程，把通识教育等同为知识教育。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为理工类专业学生开设人文课程，为人文类专业学生开设某个科学课程，觉得只要做到这一点，就算兑现了通识教育。这种做法未免犯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毛病，结果是勉强开设的几门课程，由于思想认识的不到位慢慢地被边缘化，最终沦为副科。既然是副科、是所谓考查课，学生就不会真正把它放在心上，顶多临到考试时突击一把，又把本来非常重要的人格教育课还原为一门单纯应试课。
通识教育的公式可以简化为“人文素养教育+科学素养教育”，也即通识教育出来的人是既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道义担当，又具有较为强烈的民主法治意识，且身体健康、有基本的文化艺术涵养，当然，还有较强的科学能力（包括数学、工程、技术、工艺等），这才是通识教育所要塑造的完整人格。
比如像美国著名的MIT（麻省理工学院），不仅有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以及管理学院，还把面向全体理工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规定为学校的核心课程。其目的就是为了坚定地贯彻落实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办学方针。
此外，MIT还开设了颇有特色的交往教育，目的在于强化通识教育，突出学校教育的育人功能。至于说到MIT超凡的科学教育就不用浪费口舌了。可见，MIT是通过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以及交往教育“三驾马车”构成的通识教育，始终把MIT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显耀位置。
复旦大学作为我国推行通识教育的一面旗帜，这些年来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与实践。这与决策者们的思想认识密不可分。比如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就坚定地认为：通识教育并非一般的文理交叉，也不是所谓通才的概念，而是希望学生具备完全的人格。
其实，每当提起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比如像钱学森、谈家桢、邓稼先等，给人的印象大都是道德崇高、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功绩卓著。备受人们追思的西南联大其实实行的就是通识教育，因为有了这样的教育，他们才成为备受世人崇敬的科学家。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举世公认的大科学家，其实爱因斯坦还是著名的世界公民。爱因斯坦的世界公民情怀从何而来？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自身的教育和科学实践得来的。爱因斯坦一向秉持通识教育观，在1936年于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应邀演讲“论教育”时就指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与独立思考的个人，而且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的。”独立思考能力与社会责任意识恰恰是最重要的公民素养。为了达到通识教育的目的，爱因斯坦强调学生对于学习要有“诚挚的兴趣与对真理的追求与理解的愿望”，而不是功利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为了个人的前程，为了所谓的就业而专心于所谓的专业技能与知识传授。
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不仅是个体的素质教育，而且是所有人的教育也即公民教育。也因此，无论是“211工程”院校还是“985工程”院校或者是职业院校，都应该进行通识教育，当然中学教育更是如此。只不过，彼此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已。那种将职业教育与非精英大学教育完全与通识教育脱钩的做法，是把职业教育与非精英大学教育非人格化、非公民化的表现。这种教育行为的指导思想是把人当成了机器，把教育的意义器物化。现实生活当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公民素养低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教育的缺失。可以看出，通识教育绝非一般小事，受其影响的将是整个中国教育，社会各方都应给予高度重视。
《科学时报》 (2008-8-15 周末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