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所高校设有研究生院，但为何没有一所高校设有本科生院来组织和完成更加重要的本科生教育呢？

 

7月15日下午，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悄然成立。说是悄然，是因为浙大的这一组织结构变革似乎并未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然而，这却是一件注定将被记载入中国高等教育史的重要变革。

 

自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本科人才培养以向苏联学习为主，学生按专业和系科过早划分，身份归属于其专业或系科，教学也按专业和系科组织和安排。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苏式教育组织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开放的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深入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比较之后，通识教育以及柔性的专业课程组织模式的优点被更多人所认同，因而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与探索。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

 

自上而下的一条主线是教育部发动了以“素质教育”为题的改革，力图解决学生过细的专业划分和过窄的知识结构，改革以调整本科专业目录、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在高校成立“素质教育”基地并鼓励高校的相关教学改革为主要方向。

 

部分高等学校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有以上改革是不够的，深入的教学改革必须以教育组织模式的变革为基础，因而自下而上开始了教育部号召之外的更深层次的组织变革，其代表包括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宁波大学的阳明学院和山东理工大学等。改革方向是通过调整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和过程，更好地实行通识教育以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并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给予学生更多、更广泛的学习自由——包括课程选择自由、专业选择自由和辅修/双学位教育等多层次架构个体知识结构的自由。

 

自下而上的改革在各高校均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因而改革都局限于一隅，而在整体上呈现出新旧模式并存的双规则状态，改革过程中都遇到观念的冲突与挑战及各种困难。此时，浙江大学成立本科生院这一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本科教育改革，成为对其他高校改革的支持与肯定，使得以上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在中国展现出一浪更比一浪高的生机与活力。由于浙江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其改革必将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产生深刻的影响和推动。其组织特性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本科生院内部成立“求是学院”，全部一年级学生进入这个学院学习，并将一年级作为主修专业确定之前的通识教育阶段。目前，全国大部分高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混合实施，即学生在明确专业身份之后，在选择专业课程的同时选择通识课程。这使得通识课程指导学生专业选择的方向导引作用无法发挥，同时由于学生专业身份已定而对通识课程并不重视，通识课程往往流变为“营养学分”。将一年级作为相对集中的通识教育阶段，有助于提高通识教育的实施效果。由于明确了通识教育实施的主体为求是学院，因而通识教育的评估和绩效考查会更有针对性。

 

第二，本科生院在实施大类招生和通识教育培养一年后，学生将回归专业学院管理，但此时学生将可以在大类中自由选择专业，跨大类选择专业的自由也可能放宽。这一改革给予了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使得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其所学专业有更高的匹配度，将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浙大本科生院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如何在大学一年级加强对学生专业选择的指导，更好地组织和发挥“导师、学长、班主任和辅导员、楼长”四位一体的指导力量，是本科学院面临的最艰巨挑战。

 

第三，新成立的本科生院下设5个职能部门，分别是学务处、教务处、学生工作处、教学研究处和教学质量与资源管理处，这一设置加强了本科生教育的组织力量，将本科生院与研究生院给予同样组织级别，相对提升了本科教育的地位。此外，一般高校的学生工作处都由负责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直接领导，浙大将学生工作处置于本科生院院长的直接领导下，使得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学生的成长成才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奥运进行之中，新生就进入浙江大学，开始在本科生院的学习和生活，而非到各个专业院系报到。本科生院这一新的教育组织模式将摘下盖头，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第一次展现其作用。可以预见，浙大本科生院在其运行和磨合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浙大如何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是高等教育界的同行、学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情况。有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归因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引进和自我创新），一个是生产和商业组织模式的变革，浙大本科生院的改革就是教育生产领域的组织模式变革。这一改革能否促进浙江大学教育生产力的提高呢？浙江大学在未来能否为中国和世界贡献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我们共同期待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有关中国本科教育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教务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