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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伊德：技术哲学的新浪潮 |
| 《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书评 |
美国哲学家唐·伊德（1934~）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目前是该校哲学系的杰出教授。伊德的研究领域涉及现象学和技术哲学，先后在这些领域中出版了学术专著13部。2006年4月，应北京大学哲学系靳希平教授和吴国盛教授的邀请，伊德访问了北京大学，并就现象学和技术哲学的问题作了5场讲演。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列入“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技哲学丛书”）一书，收入了伊德在北京大学演讲的4篇讲稿。伊德的代表作《技术与生活世界》也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译者韩连庆和该书编辑王立刚、吴敏对伊德教授进行了采访。
□采访者：韩连庆 王立刚 吴敏
□受访者：唐·伊德
问：伊德先生，您曾经先后三次访问中国。您能不能谈一下访问中国的经历和感受，特别是对中国科技哲学界的印象？
答：自2004年以来，我曾三次访问中国。我的第一次访问是与安德鲁·芬伯格、兰登·温纳等美国哲学家一道，访问了沈阳的东北大学，并随后访问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年我又访问了北京大学。2007年我第三次来到中国，访问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南理工大学。这些学术活动让我对中国的高等学府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当代中国文化显示出来的活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各种艺术。
对于中国科技哲学界，我的第一个惊奇发现是，人们说话的语气和研究的兴趣都很贴切时代。在这之前我曾设想，自己可能会被问到一些跟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历史有关的问题。但是所到之 处却发现，人们的主要兴趣是“有什么新动态”，这表明中国的研究者非常好学，我很乐意满足这样的需求。作为我访问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成果，我的讲稿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对我个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
问：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学术经历和美国技术哲学的发展现状？
答：今天所说的“科学学”（science studies）、“技术哲学”和“科学”（或技术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近几十年才兴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数十年之后首先在欧洲产生了技术哲学，这时候我们会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和德国工程师和哲学家德索尔出版的《技术哲学》。不过在北美，我自己在1979年出版的《技术与实践：一种技术哲学》经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技术哲学著作。此后我又出版了一系列其他著作，其中包括：《生存的技术》、《技术与生活世界》、《工具实在论》、《扩展的解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和《技术中的身体》。在这些著作中，《技术与生活世界》和《工具实在论》最近都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1997年，一些荷兰的技术哲学家出版了一部关于美国技术哲学发展现状的著作，这部著作在2001年被翻译成了英文，书名叫《美国技术哲学：经验转向》。这些荷兰哲学家认为，阿尔伯特·伯格曼、赫伯特·德雷福斯、唐娜·哈拉维、安德鲁·芬伯格、兰登·温纳和我这六位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研究方向已经不同于20世纪早期欧洲哲学家（海德格尔、奥尔特·加塞特和雅斯贝尔斯等人），这些新一代的研究者更少信奉敌托邦（即反面乌托邦），更加实用主义化，采取了研究具体技术而不是一般技术的“经验转向”。
问：您如何看待现象学和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您自己目前有什么新的著作或研究计划？
答：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历时多年。20世纪70年代，我对知觉现象学很感兴趣，出版了两部著作。一部是有关听觉经验的《倾听与声音：声音的现象学》，另一部是研究视觉现象的《实验现象学》。当我转向技术哲学的研究后，这种兴趣就转化为对工具的关注，特别是对科学中的工具，同时我也对乐器很感兴趣。我一直保持着这种兴趣。我已经基本完成了一部关于成像技术的著作，此前也在一些出版物上发表了十多篇关于当代成像过程的文章。同时，我也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现象学研究的风格，我将这种新的风格称为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后现象学结合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和传统现象学的一些因素，主要关注“经验转向的案例研究”。中文版《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是我这些兴趣和研究的一个大体规划。该书的英文版也将在今年出版。
问：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造成的一些问题频频引发了人们对科技的疑虑。气候变暖、转基因食物、克隆技术等问题的出现，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威胁论”浪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科学技术自身能解决它与自然、伦理之间的矛盾吗？
答：就环境问题、转基因技术等问题来指责科学本身，这实际上是把科学划归到不属于它的领域中。只要是由人来发展科学实践的，那么所有的科学都是人类的。我认为是“科学和人”，或者更好地说，是“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和人”造就了我们目前的问题和两难困境。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一些环境问题，比如动物灭绝的问题。地球上曾经有过多次的动物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前科学时期，甚至发生在人类起源之前，比如恐龙的灭绝很可能是太阳系之外的巨大陨石撞击地球后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已经证实，在冰河世纪，人类在完全没有现代科学或者技术的情况下对猛犸、巨鹿等大型哺乳动物的捕猎，加速了这些物种的灭绝。现代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影响的范围更广，力量更大。使用大型拖网的捕鱼船队可以捕尽整片海域；“生锈带”（指美国中西部诸州，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传统制造业的中心，现在这些企业均已衰退——译者注）地区为钢铁厂提供煤炭，这些钢铁厂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一个使用大型电锯的现代工人所砍伐的树木，要比一个世纪前一大群伐木工人砍伐的树木还要多。
我们理所当然为人类的未来担忧。在今天的技术科学世界中，我们的未来注定与科学息息相关。但是科学是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人类也是这一图景中的一部分。如果要扭转由人类所导致的全球变暖现象，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技术风格和类型的变化也是这种扭转的一部分：工厂排放洁净的废弃物、受到控制的海洋捕捞或水产养殖、对人类更加有益的遗传操作，所有这些还是属于技术科学的范畴。坦率地说，我们既不可能放弃科学，也无法回到臆想中的前现代阶段，其中的原因不外乎是我们的人口太多，不可能这么做。
我曾经在一种更切合的意义上指出，从伦理的和社会的角度来对技术进行思考，重要的是不要在新技术已经完备建立起来之后再来思考技术，而是要在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阶段，在我们首先关注这些新的发明是什么和如何发展起来的地方来进行我们的哲学思考，这才是真正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