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太多的文化老人，在晚年却无奈走进苦难的大泽，让后人感慨历史的造化弄人。特别是关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太多来自人情与人伦的伤害，成为文化人内心无法祛除的噩梦。最近，季羡林似乎也成了这个时代类似的悲怆文化符号。

 

这幕公民社会的人伦悲剧，是顺沿着最近季羡林先生藏品被盗事件走进公众视野的。已至望百之年的季羡林先生，竟然无法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福。原来，十三年来，他与唯一的儿子季承都无法相见，非为儿子不孝，而是北大有关方面设下重重障碍。季承还说，“有一次大冬天，在外面等了两个多小时，就是不让进去”。此番情境，真如悲伤之船经过哀思之河。

 

煌煌北大，长期扯着人文的大旗，却如此不近人情地以“保护”为名，来将一位文化老人陷于囚徒之境，这份视人如物的逼仄与冰冷，这种不念人伦感受的人伦伤害，哪里还有“兼容并蓄、自由包容”的气度与风范。特别是，北大急吼吼地将季羡林的私人藏品抱入怀中，连季羡林的家人碰都不让碰，这不止是带着强烈的市侩气息，而且还打着非法剥夺的烙印。毕竟，现在季老还没说要自愿捐赠呢，要是到最后选择不捐赠，那些东西还是得交给人家子女来继承，北大没有任何权力干涉。从人性到公理，这一回，北大实在很没面子。

 

季羡林与北大的现在尴尬关系，实在令人唏嘘不已。想想十年前，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季羡林还热情写下《我看北大》一文，在结尾处感慨，“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之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而今昔何昔，作为特定文化价值符号的承载，躺在医院里的呼吸着这个世界空气的季羡林，在北大的眼中，似乎已远不及未来可能带来附加值的那些私人藏品。这样的物是人非，纵然早就达致大师泰斗之境的季羡林，也不会认为还是北大赐给他的幸福了。或者，他又会想起“文革”时为被铲除的藤萝落泪时说过的话——“我注定是个渺小的人。”

 

是的，在强大的权力与国家机器面前，谁又不是渺小的人呢？北大今日之选择，也不过就是大学行政化衙门化的一种结果罢了。这种超越人情伦理的权力掠夺，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最大伤害。其结果就是，所有参与文化活动的主体，都可能处于权力笼罩的个体危机中，谁也没有安全感。现在，公众之所以为季羡林先生晚年不能与子女见面这样的细节感到无比悲哀，说到底，就是推人及己，为那些可能被剥夺的自由而悲哀。毕竟，享受人伦之情，还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自由呀。

 

历史的旧账，昔日那些文化人晚年的悲凉之状，那些曾经深彻的苦楚，总是难以引起世人兴奋的。幸好，现在季承先生已经能够守在他的老父榻前了，真希望他们今后能不被俗谛所扰，尽享人伦之乐与人性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