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就卓著。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可以说与对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的三次大转折有关。这三次转折依次为：1977年的恢复高考制度；1999年的高校大扩招；开始于1994年、影响扩大于2004年的高校教学评估。

 

这三次大转折虽然对高教发展影响的程度有差别，但其对高教发展的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次大转折发生在“文革”使社会“百业凋零”的特殊时期，这一举措的民心所向效应至今仍为许多人津津乐道。恢复高考使停顿了近12年（1966～1978）的高校招生制度得到恢复，被“文革”严重破坏的教育事业恢复正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迅速普及。第二次转折突破了此前一直强调的“适度、稳妥、整顿、提高”政策，打破了高教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的停滞不前局面，放宽高考条件的规定使高考贴近了教育规律，为更多的考生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第三次转折如《中国高等教育》的评论员文章所言：“评估使全国高校齐刷刷地唱响了教书育人主旋律，教学中心地位得到空前强化和认同。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办学条件做到了基本达标。”许多高校的基础设施及教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为高教大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综观三次大转折，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三次大转折都是由国家的政治权威主导的，其依据主要是领导者的英明省察和超凡气魄。其中恢复高考制度是由于邓小平的英明果断，高校扩招也是来自“上面”的决策，教学评估则是来自教育部领导的决定和坚持。二是都具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其中，恢复高考制度的“恢复”无须赘述。高校扩招虽为新的举措，但却是对此前长期停滞局面的“纠正”，具有“恢复发展”的意蕴。教学评估从表面上看，是对“扩招”后教学质量的督促，似乎是新措施。但从高校本来就应该具备合格教学水平的角度看，教学评估则具有“恢复”教学质量的含义。三是都具有“突然”的特征。恢复高考是在“当年招生通知已经下发”的情况下出台的，其“突然”程度曾经使许多人热泪盈眶，不敢相信是真的。高校扩招是在“整顿提高、适度发展”的方针下“突然”转向的，其突然性不仅使许多大中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没有想到”，就是一些一直关注教育理论前沿的学者，也有不期而至之感。教学评估的决策虽然并不突然，但“迎评风”在高校中的浩浩荡荡却使人顿感“突然”。其顺昌逆贬、狂风暴雨之势，“举校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气氛的肃严和压力的强度，不亚于以前的政治运动。

 

而社会对于三次大转折的评价，则因其时效及社会舆论环境不同有明显的不同。大体说来，对第一次转折的评价比较一致，可以说是同声叫好，肯定其为决策者的丰功伟绩。第二次转折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因为这个举措使我国高教走出了长期停滞的局面，为高教的大发展营造了契机。然而，由于与此次转折相连的高校上学收费政策，显现了我国的城乡差别及贫富差异，特别是一些农村家庭因为子女上大学所引发的悲惨事件，给这次转折的意义蒙上了阴影。与此相关的高校合并浪潮中的一些负面现象，更使这次转折的意义打了折扣。但总体上还是肯定多于否定。与第二次转折的肯定多于否定相比，第三次转折则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对这次教育行政部门花费很大精力的活动，反对者中不仅有参评高校中的师生，也有许多研究教育的学者，还有著名大学的校长。一些高校在“迎评”中大面积弄虚作假及劳民伤财现象，使一直为教学评估必要性辩解的教育行政部门极为尴尬。

 

辩证地看三次大转折，可见其既功劳巨大，又有深刻的教育性缺憾。一是三次大转折都是在同一个制度和文化框架中进行的，其依据的精神主旨和价值取向几乎都是一样的，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内容。这个制度和文化，是一种“从上到下”的举国制度和文化，其主导者是国家的政治权威或政府首脑。在这种来自伟人或上级的决策中，所体现的主要是社会政治意志及经济需要，其推动转折的力量对教育而言都是外力，让人感觉不到教育的本然力量及精神诉求。

 

二是三次大转折的作用主要是“恢复”，而不是创造。由于在“恢复”中缺乏对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分析，因而在教育思想和理论中缺乏对体现当代文明、进步观念的吸收和借鉴。这些蕴涵着拨乱反正意义的“恢复”举措，只是完成了对以前教育体制和文化的复原，缺乏体现科学化、民主化原则的创新。这样，一方面造成我国教育问题的封建思想和文化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依然存留在教育体制和文化之中，影响着教育的方向和目的；一方面由于没有新理论的注入和引导，教育缺乏体现世界先进思想的意识和理论，价值观念模糊而僵化，只能在社会潮流中随波逐流。

 

三是三次大转折及其引导的大发展，都不是教育水到渠成的自然变化，因而导致教育内部的目的和逻辑都呈现出多元及混乱状态。三次大转折虽然解决了教育中的许多重要和迫切问题，比如教育正常进行的问题（恢复高考），高教正常前进和发展的问题（扩招），高校正常的教学质量保证问题（教学评估）等，但却没有解决教育发展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教育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教育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问题，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民主管理制度建设问题，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问题等，致使教育的外部要求与内部条件难以平衡，教育内部的主体性力量难以成长，无法从教育内部产生出带动教育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机制。而后两次转折导致的高校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及功利性追求深度蔓延的现象，更加抑制了教育自主性力量的成长，使教育更加工具化。

 

审视三次大转折发生的形态和特征，可见其依据的策略和逻辑与我国的社会性改革是一样的，亦即都是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这样的选择使教育被延缓的深层次问题成为后来改革的瓶颈。三次大转折中所表现出的政治与教育关系不平衡状态，启示我们应该理性地思考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对此作者以为，教育固然要为政治服务，但其前提是教育的活动应该是健康的。只有健康的教育，才能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教育健康的前提，则应该是自主的，而不能是社会其他要素的附庸或工具。不自主的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也只是工具性、被动性的服务，其价值和意义是低层次的。教育的自主活动是本，为社会服务是末。本末正位，才是社会正常的标志。

 

保证教育的自主活动，不仅是教育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需要，也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需要。尊重和保护教育的自主权利，实际上是在尊重社会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作者为江苏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08-10-17 A3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