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丽贝卡·博伊尔 杨玉洁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8/11/14 9: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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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家的苦恼

 

阿什莉·约为奈特(Ashley Juavinett)
 

亚历克西斯·魏宁格(Alexis Weinnig)
 

萨夫·库姆温达(Save Kumwenda)
 

斯凯拉·拜尔(Skylar Bayer)
 

玛丽安·扎林哈拉姆(Maryam Zaringhalam)
 

雅克·朴(Jacque Pak Kan Ip)
 

丹尼尔·冈萨雷斯(Daniel Gonzales)
 

索菲娅·纳斯尔(Sophia Nasr)
 

斯内哈·达马瓦德卡尔(Sneha Dharwadkar)
 

卡丽娜·菲什(Carina Fish)
 

安杰尔·阿达梅斯-科拉利萨(Angel Adames-Corraliza)
 
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来说,生活并不容易。他们必须忍受不确定的未来,去竞争科研经费,还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做好为工作频繁搬家的准备。
 
科学家们在本文里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挫折、挣扎、挑战,当然还有快乐。
 
2018年,美国联邦预算定稿时,詹妮弗·哈丁(Jennifer Harding)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生涯进入第4个年头。作为一名海洋地球物理学研究者,她花了数年时间学习如何使用一艘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资助的研究船,并用它来收集海底俯冲带的图像信息。然而,NSF却计划出售这艘船。这完全切断了她获取新数据的来源。26岁,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哈丁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她希望自己能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找到一份工作。她说:“这一切太突然了,毫无准备”。
 
像哈丁这样的年轻科学家,从大学本科毕业就要面对一系列挑战。为了博士学位、博士后项目或教授任期,他们得习惯跨越国家、大洲甚至海洋。他们需要面对距离带来的关系和家庭压力。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他们还需要苦恼地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要孩子,或者根本就不要孩子。他们争夺稀缺的研究资金。即便离开学术界去工业界,也可能感到困扰,他们害怕这会在学术界留下负面印象。当然,真正需要面对这些烦恼的,也只是在一开始就能进入研究生项目的幸运儿们。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NASEM)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报告指出,对于还处于入门阶段的研究者来说,相关科研配套政策亟须改革。根据这份报告,2016年首次独立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研究员的平均年龄是43岁,而在1980年,只有36岁。
 
困境一 搬家  
 
阿什莉·约为奈特(Ashley Juavinett),28岁,冷泉港实验室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
 
“学术界几乎没人会讨论这个,因为这种问题太常见了,为了博士后职位,把家搬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但这让我的爱情面临考验。我的伴侣住在旧金山湾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讨论他是不是需要搬来纽约。这个决定很艰难,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伴侣,不知道该把谁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困境二 钱
 
亚历克西斯·魏宁格(Alexis Weinnig),28岁,天普大学生物学博士生三年级
 
“我们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但工资标准却是每周25小时的。薪酬体系很难跟上生活费。我喜欢我的研究,但我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工作量应有的收入。”
 
萨夫·库姆温达(Save Kumwenda),41岁,马拉维大学流行病学博士生
 
“获取资金是最大的困难,更不用说足量的资金了。大部分资金都会假定你所在的机构拥有一些基础设备,特别是当研究需要使用实验室时。但是,拿到这笔钱以后,你才会发现远远不够。因为大部分设备都用不了,即便可用也是过时的。使用这些仪器会让你的研究结果看起来不可信,从而很难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困境三 文化
 
斯凯拉·拜尔(Skylar Bayer),32岁,海洋生态学家,2018年约翰·A·科纳斯海洋政策奖学金获得者
 
“科学界的运行机制仍然十分古旧,作为一个学生,导师就是你的负责人。如果你和导师关系不好,那你就完了。没有什么问责机制,你不是一个领薪水的员工,因此也没有相应的权利。你需要找到有能力为你发声的人。”
 
困境四 学术vs产业
 
玛丽安·扎林哈拉姆(Maryam Zaringhalam),30岁,分子生物学家,美国科学促进会科技政策奖学金获得者
 
“很早我就知道我不想从事学术研究,但我一直学着克服内心的羞耻感。作为一位身在科学界的伊朗女性,我觉得我有义务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条路对女性来说不容易。但是,我讨厌学术界的一点就是它无比推崇学术道路。很多拥有学术背景的人都可以顺利进入相关的政府决策机构、传媒或工业领域,但他们只把这些看作备选。”
 
困境五 家庭
 
雅克·朴(Jacque Pak Kan Ip),35岁,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
 
“我们准备要个孩子,但我不能要求妻子再次牺牲她的事业。我需要在研究上投入很多时间,一旦怀孕她也需要我的照顾,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对此,我们一直犹豫不决。如果有个终身职位就会稳定很多,到那时我们也许会要个孩子。但现在我已经35岁了,她34岁,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丹尼尔·冈萨雷斯(Daniel Gonzales),27岁,莱斯大学应用物理学NSF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
 
“想要将来在学术上有竞争力,我需要一直保持优秀。我已经在一本影响力很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毕业之前我最好再发一篇。我还得选一个更有名的博士后职位,而不是留在这儿(得克萨斯州)。在博士后期间,我最好能获奖,并在顶级期刊上不断发表光鲜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我已经成家了,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搬家很麻烦,靠博士后的薪水养家也很难。我知道我可以接受这一切,但我的家庭能吗?”
 
困境六 工作、获得奖学金、教职
 
索菲娅·纳斯尔(Sophia Nasr),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宇宙学博士生二年级
 
“我最崩溃的经历是申请NSF奖学金。我投入了全部心血,觉得自己的申请无懈可击,可是只需一位评审专家就把这一切都摧毁了。在资格考试期间,我得知了这个消息,信心基本被摧毁了。虽然现在我逐渐恢复,但作为理论研究人员,已经很难从别的地方申请到资金了。对我来说,NSF还是在那里,还是让我心碎。”
 
斯内哈·达马瓦德卡尔(Sneha Dharwadkar),30岁,印度马内里野生动物生物学家
 
“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博士生项目,但处处被拒。教授对我说,‘想要进入博士生项目,你得先发表文章。’可我还没进入学术界,很难在合适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困境七 代表性与不公
 
卡丽娜·菲什(Carina Fish),26岁,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博士生二年级
 
“作为一个研究气候和海洋的人,总觉得在我的种族所面临系统性和体制性歧视的时候,我做得还不够多。我可以通过寻找一些交集来协调这些问题。当然,考虑到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社会不公,我也渴望为环境正义发声。”
 
安杰尔·阿达梅斯-科拉利萨(Angel Adames-Corraliza),29岁,密歇根大学大气科学助理教授
 
“我是波多黎各人,然而科学界很少有波多黎各人,我觉得我是他们的代表。将来我想为拉丁裔、波多黎各裔还有其他少数族裔铺路。如果我能成为教员,就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会在科学界倡导多元化,为女性发声。”
 
(撰文:丽贝卡·博伊尔(Rebecca Boyle) 翻译:杨玉洁)
 
(本版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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