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佳雯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3/10 8: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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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报问两会之五:社会用能如何转型

 

科报问两会

五问:社会用能如何转型?

■本报记者 王佳雯

近几日,又一股寒潮光顾京城。虽然春寒料峭,但雾霾笼罩下的北京终于再次迎来晴朗的好天气。

不过,尽管雾霾已经消散,但如何治理雾霾依然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

之前一谈及雾霾治理,大多会将主要矛头指向重污染企业。而在此次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提出,雾霾治理仅关注工业能耗显然是不够的,社会用能排污问题也在治理过程中逐渐浮出水面。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秦大河在记者会上便指出,散烧煤和未清洁的煤是造成当下中国城市雾霾的主要原因。

煤炭散烧须根除

事实上,雾霾治理的观念在实践过程中正逐步发生着调整与变化——由以往对于重污染企业点源的关注,正逐步向“工业用能+社会用能”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所谓社会用能,是指除工厂等企业用能外,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中产生的能源消耗,其中包括采暖、机动车,也包括家庭用能。

谢德体关注的采暖季社会用能,正切中了当下北京空气污染治理所关注的焦点。

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大气部副主任雷宇介绍,在北京采暖季的4个月里,煤炭消费占全年煤炭消费的2/3,采暖季平均一天的燃煤量是非采暖季的4倍,污染物排放量是非采暖季的7~8倍。

细分来看,燃煤散烧等取暖手段的污染物排放和环境影响,又远远超过集中采暖。据了解,煤炭散烧或在排放控制水平较差的燃煤设备中燃烧,其污染物排放量比在电厂中燃烧要大得多。雷宇告诉记者,“煤炭等固体能源的燃烧,对北京采暖季空气污染的贡献非常大。”

今年伊始,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北京调研并主持召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谈及如何防治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时,他首先提到的便是“强化散煤污染控制”。

与此同时,在今年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三大战役”中,“农村散煤”问题被列为榜首,政府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煤改电”“煤改气”“无煤村”——北京市对煤炭散烧的改造,归根结底是对农村用能清洁化的推动。而这恰恰也反映了以往社会用能以煤为主、结构单一的弊病。

防止生物质能“边缘化”

除了散煤燃烧,在谢德体看来,还有很多由普通百姓日常行为带来的空气污染。机动车自然是其中之一,秸秆焚烧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15年10月18日,环保部在京通报,过去两周内全国20个省份监测到疑似秸秆焚烧的火点,污染防控形势严峻。而就在通报的前几天,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范围雾霾。

环保部的通报引发热议,其中不乏对其将雾霾责任转嫁给农民的指责。虽然后续“秸秆焚烧致重霾”的解读并非上述通报内容的本意,但秸秆焚烧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却迅速进入人们的视线。

谈到秸秆焚烧,谢德体有着亲身体会。“过去,成都周边经常烧秸秆,飞机甚至在附近的双流机场都无法降落。”谢德体说。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所所长赵立欣也表示,抛开秸秆焚烧对雾霾形成有多大贡献不谈,大量秸秆在开放空间燃烧,一定会对空气质量有影响。

赵立欣说,秸秆焚烧在北京周边相对较少,在粮食产区出现得较多。

不过,通常10月左右,北京还是会因秸秆焚烧经历一个重污染过程。而在东北等地区,秸秆焚烧与采暖季高度重合,也反映出许多地方烧秸秆成为百姓采暖手段的现实境况。

在赵立欣看来,秸秆焚烧的背后,是国内秸秆利用不良的现实问题,并进一步造成了环境污染。

秸秆并非一无是处的废物,发展成为生物质能便是重要的利用途径之一。只不过,当下这种新型能源却因经济竞争力不及燃煤而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困境。甚至由于认识不足,被一些地方政府定义为“高污染”能源。这种情况令赵立欣感到十分不解和无奈。

看似简单的秸秆焚烧问题,背后却隐藏着国家能源结构发展不平衡的大难题。

丰富终端用能选项是关键

“一煤独大。”赵立欣在谈到国家能源结构时不无感慨地说道。

正是这种能源结构的不平衡,一方面致使煤炭燃料产生严重空气污染,另一方面挤压了秸秆这类原本可发展成清洁能源的“废弃物”的生存空间,甚至陷入了焚烧、污染、再焚烧的恶性循环。

“我国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现在大概占到60%~70%。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空气污染,应该从调结构方面着手。”谢德体告诉记者。

从全球来看,在发达国家,煤炭占社会能源的比重约为20%,有的在10%左右。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用能中的煤炭比重比其他国家高很多。

也有专家指出,能源结构的现状其实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缩影。

雷宇向记者介绍了美国煤炭消费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演变。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煤炭消费大概有30%~40%用于发电,其他则部分用于商业,部分用于工业。发展至今,美国用于商业和社会生活的煤炭基本已不存在,而用于发电的煤炭超过90%。即使如今美国的煤炭总体消费量比上世纪中叶增加了很多,但对于终端用煤的控制却得到了有效改善。

而在欧洲,利用农作物或林业废弃物发展的生物质能已在社会用能中占据了很大比例。赵立欣告诉记者,其中,丹麦在利用秸秆发电方面表现最好,瑞典也依据国情对生物质能进行了全方位的利用。

不过,打破一个国家既有能源格局并非易事。2015年年底,美国全面实施的“去煤化”计划——CPP(《清洁电力计划》)遭遇严峻挑战,能源变革变得异常艰难。

尽管如此,欧美国家社会用能的演变路径还是可以给寻求能源改革突破的中国以启示。在能源总使用量居高不下的现实状况下,一方面要保障煤炭质量,监控各燃煤设备的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减少终端用户散煤燃烧粗狂式排放的污染;另一方面,也应当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多的能源选择。天然气、电、风能、太阳能,甚至生物质能,这些在发达国家终端用能中出现的清洁能源产品,也应当更多地列入我国百姓的用能选项中。

赵立欣特别强调,在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长期能源战略的缺乏容易带来能源发展的短视,这不仅不利于空气污染的治理,对国家的能源安全也是巨大的威胁。

《中国科学报》 (2016-03-10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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