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澎 来源:“文汇教育”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16/11/18 1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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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复旦校长后的杨玉良为什么一头钻进故纸堆

 

 
复旦大学前任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 东方IC 资料
 
过去的两年,对于复旦大学前任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来说,生活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
 
曾经,他是追着未来向前“跑”的材料科学家;但是在过去两年中,他却常常“回溯”历史——他的大量时间都耗在古籍上,致力于为中华古籍保护和修复寻找科学的方法。
 
要找到杨玉良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办公室并不难。熟悉他的人说,只要找那个樟木香味最浓的楼层,一定就能够找到他。
 
已经成立两年的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现在已经聚集了一批各个学科的学者,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古文字学、博物馆学等——在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
 
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等待修复,全国有100位古籍修复人才,但是古籍修复和文化传承需要的,不仅仅是修复的手艺人,或者是古文字研究的学者。”
 
杨玉良说:“现在到了我花点时间做点有用又有趣的事了。” 
 
“纸寿千年,绢八百”,意味着一串未破解的科学问题
 
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杨玉良可说是“明星校长”,曾经被评为最具魅力的大学校长,也是颇具争议的校长。他的每一次公开讲话,都会引起公众关注。
 
杨玉良谈得最多的,就是复旦的精神。在他卸任时,就有不少媒体猜测他会如何评价自己的校长5年任期。
 
杨玉良对文汇报记者说,他至今最遗憾的,是“我在担任校长期间,没有能够重塑复旦精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能停留在‘说’上,而没有设法去做更多的事情。” 
 
身为科学家的杨玉良在担任校长期间,很关注学校的文科发展。他说:“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人文求善,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人文社科和科学都是缺一不可。而且文科一定要有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因为文科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往往可以有大致的规划,或者是发展的方向,但是人文学科并没有办法提前规划。”
 
在接触古籍保护前,杨玉良一度认为,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连图书馆都没有必要存在。关注古籍修复和保护,源于他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的一次偶然相遇。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著名的古籍修复专家张志清,谈到他们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使用的胶水和修复纸张不过关,导致了修复后对古籍的二次损害——很难想象,很多珍贵的善本,是毁在本该使它们寿命更长的修复材料上。
 
这样的问题在杨玉良眼中都具体成了材料问题,或者说是化学问题。
 
“胶水可以想办法用高分子粘合材料,纸张不行肯定是现代的机器纸中含有了过多的化学添加剂,导致纸张寿命的缩短,或者是制浆工艺不行,损坏了纤维,最终导致机械力学性能的大幅降低。”他很快利用他的老本行投入到这类问题的解决之中。 
 
但是,看似普通的纸张难题,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北宋的《礼部韵略》。
 
 
2013年他在江西看到了刚刚出土的宋代《礼部韵略》——在拍卖市场上价格拍到2990万元,一套书共5本,连函套都在。
 
“我自己30年前买的现代影印本的书,已经严重泛黄、发脆,甚至拿起来一翻就会掉页,但神奇的是,这套将近千年的书,在潮湿的古墓里保存至今,但是翻看却仍然清晰。”杨玉良吃惊于古纸的耐久。
 
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绢八百”。当真的看到千年前的文字在眼前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科学家的心情虽然同样激动,但兴奋点并不完全一样。
 
杨玉良说,他惊叹于古代纸张技术的恒久。更何况,这套《礼部韵略》还是当时“普及”的“新华字典”,即当时的书生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用它来“对标”当时的方言与“普通话”的,还比不上更高级的皇宫用纸。
 
“最为人熟知的皇宫用纸,是浙江开化的开化纸,也是明朝《永乐大典》的用纸。”现在的杨玉良说起各种纸张如数家珍。
 
古书中形容开化纸用的词是“温润如玉”,而根据历史可考的资料显示,开化过去是纳纸抵税的。可惜的是,开化纸的工艺现在已经失传,更重要的是,现在连可供科学分析的样品都难以找到。
 
 
北宋的《礼部韵略》。
 
 
杨玉良从江西得到了一团出土的宋代“普通纸”,带回复旦大学的实验室,分析纸张的成分。令人惊讶的是,泡到水中之后,这张千年的纸几乎恢复了原样,而且保持了原有的韧性。
 
他立刻利用他材料科学家的才能,仔细分析这张纸的纤维,发现这是楮树皮制成的。
 
失传的中国传统造纸术,能否在当代学者手上复活
 
“中华民族是用典籍来记录历史的民族。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先生统计过,我国十五世纪以前创造的书籍数,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创造书籍的总和。但是直到2007年,国家才开始做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杨玉良在各种学术交流中发现,我国唐朝的古文献保存到现在,仍然很多都是完好的,但是民国时期保存在南京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却都已经碎成小片了。
 
“在六七十年代时,曾经有一批学者修复过一批文献,但是因为修复的纸张等材料不好,因此情况反而更糟糕了。”在他看来,“这都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加入。”
 
 
清代的开化纸,至今都不发黄。
 
 
回看历史,杨玉良发现,早在1898年,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就首次提出要使古籍修复操作更科学和更可控,一定要有科学加入。
 
而在1938年,意大利学者就提出了书籍病理学概念,并且建立了第一个跨学科机构——意大利纸张病理研究所。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各国依托教育培训单位建立起多学科协作研究机构,如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埃及开罗大学古物保护中心、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等。
 
“毫无疑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介入程度最低,也最落后。”杨玉良说。
 
在任校长时,他就开始支持与推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筹建,卸任校长,恰逢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式成立,缺人、缺资源,而他成了担任院长的最好人选。上任后,他就为研究院募集到了第一笔500万元人民币启动资金。
 
自从2007年国家开始做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恢复我国古代的造纸技术,再造善本,并且通过传统造纸技术修复古籍,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程。
 
所谓恢复,就是要造出外观和手感与传统纸相似的纸,更重要的是预期寿命要和传统纸一样,甚至更长。
 
“我的擅长,就是整合各个学科为古籍保护开展基础研究。”杨玉良说。
 
以纤维素等如何降解为例,哪些工艺手段会让它缩短寿命?
 
再比如,安徽绩溪的传统宣纸是用青檀树皮和沙稻草制造的,但是,那些源自古代的沙稻,现在的种植地区已经极度萎缩,是否可以找到更为合适的替代品?
 
等等。
 
 
安徽绩溪的宣纸。
 
 
古籍修复用纸技术,在发达国家已有一定的技术基础,现代西方国家所藏的中国古籍,修复都是用日本的修复纸,连梵蒂冈图书馆用的,也是日本用传统工艺生产的修复用纸。
 
“这种纸1平方米不到2克的重量,薄如蝉翼,但寿命极长。例如,韩国的传统工艺生成的修复用纸,预期寿命可达4500年左右。然而,现代质量最好的机器纸,即印钞纸,寿命也只有300~400年左右。”
 
杨玉良告诉记者:“这连人家纸张测定寿命的误差年限都不到。”也就是说,如果测试最好的现代机器纸张的寿命,它只是落在传统纸的误差范围内,“因为一般的测试误差就在千年左右。”
 
这些看似很细枝末节的技术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历史上,日本和韩国的造纸技术均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中国的传统技术造的纸,可以具有很长的寿命。
 
可惜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机器纸出现并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造纸作坊就萎缩了。而中国的文献资料,并没有造纸技术方面的详细记录。
 
“造纸牵涉到很多细节,现代人用传统方法造纸,大多只重视其外观和一般书写性能,但对纸张的预期寿命,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杨玉良说。
 
造纸也同样如此,需要一些慢而无用的智慧。很多人在造纸时为了节约时间,加入了很多化学品,包括暴晒、漂白等,都使得纸张的寿命变得越来越短。
 
而且,造纸的纤维在纸中必须相互缠结在一起,因为随着时间的迁移,纸张中的纤维终究会因降解而变短。
 
天然的长纤维因为互相缠结,能使纸张的机械性能保持更长的时间,但是现代造纸技术中,马达的强烈搅拌使得纤维变短,造成纸后,在新的时候固然光滑平整,却耐不住时光的考验,用杨玉良的话来说:“缺少机械力学性能。”
 
 
 
当前,中国古籍修复用纸的寿命,都是不确切的,因此学界必须对古籍修复用纸的预期寿命,以及各种理化和耐微生物性能,开展深入细致的基础科学研究,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珍贵文献用纸和修复用纸的质量。
 
“我的任务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找出这些什么是什么。”杨玉良说,基础研究弄清了,才能发展新技术。 
 
传统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
 
谈及古籍保护,杨玉良不无感慨。最让他遗憾的是,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年轻人太少。
 
“古籍保护和修复是太小众的事情。虽然重要,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要在这个领域获得职称的晋升真的很难,确实会耽误他们的学术前途。”杨玉良告诉记者,每年报考复旦高分子专业的研究生不少,但是去年挂在古籍修复与保护研究院的两个研究生招生名额,却没有人报考。“古籍保护和修复是和时间赛跑。”
 
杨玉良的团队里,几乎都是已经有一定年资的教授们。对这些50岁左右、有了一定学术地位的教授们来说,职称晋升或者各种基金,也许已经并不能完全左右他们的选择了,因此他们才会愿意投入到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中来。
 
“从内心深处,我非常讨厌现在的这种评价指标体系。”杨玉良在担任校长时就多次批评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且用学术代表作制度取代了文科教师们数论文评职称的制度。
 
“不管是人文社科学科还是理工科的发展,评价指标一定要变。文章是结果,绝对不是目标,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包括我们的工科也是如此,否则我们的工科只能培养码农,这不是复旦大学应该做的。”
 
 
 
回忆自己在校长任上的5年,杨玉良说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顺了医学院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医学院管理上的巴尔干化。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复旦大学调整了校内的收入系统——过去,同样的处长同样的年资,不同部处的处级干部,收入要差好几倍。调整后拉平了机关干部的收入,提高了年轻教师的收入,“我希望年轻人在最需要钱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有基本体面的生活。”
 
杨玉良的另一个心愿,是让文科要走向国际,“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体现”。在校长的任上,他率先在美国和欧洲设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我现在做的,也是希望能够为中华文化的传承提供一点支持。”而他最大的遗憾,是在他的任上,没能完成在海外设立“中国古典研究中心”的设想。
 
现在的杨玉良还在科普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他看来,科学普及包括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普及。
 
“人文求善,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不求真导致大家不讲理,科学家讲究的是——当没有足够的事实,严密的论证,一般不轻易接受。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有逻辑,好坏都要有论证的科学方法和原理。
 
而科学家若没有人文情怀,则会变成粗野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学生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科学精神,可以逻辑严密地讨论问题。养成习惯,这样才可能有合适的讲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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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2016/11/19 15:35:41 zhangyi2014
杨玉良院士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功是莱布尼茨奖!
2016/11/19 13:07:39 yhweiwhict
不务正业!不配院士名号。
2016/11/18 23:13:58 xyzxyz
都卸任了, 莱布尼茨奖能否给大家解释下?
目前已有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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