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学院大学 发布时间:2015/12/26 17: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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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在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科教融合 育人为本 协同创新 服务国家

2012年9月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院士在更名后首个开学典礼上致辞

同志们:

  今天,刚刚更名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历史关头,昨天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日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这是中国科学院履行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战略使命、落实建设“三个基地”和“四个一流”根本要求的重大举措,是加强立院之本、夯实兴业之基、汇聚发展之源的重大机遇。之所以给予这所大学一个响亮的简称“国科大”,就是提醒我们,要时刻铭记国家赋予的重大职责和使命。

  胡锦涛总书记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指出,“从现在起,到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形势非常紧迫,任务十分艰巨。当务之急,就是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思想观念桎梏和体制机制障碍,脚踏实地,积极进取,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是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迫切需要。

  刚刚结束的夏季党组扩大会议,审议批准了国科大建设发展若干重大原则,这里很有必要对国科大的责任与使命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和缜密的思考。对于国科大办学理念的凝练,我提出了16个字,那就是:“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科教融合,这是国科大的优势;育人为本,是国科大的责任;协同创新,是国科大的特色;服务国家,是国科大的价值。下面,我代表院党组,先着重就国科大今后的发展谈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个方面:提高认识,担当起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生产发展较快、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在同时,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些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必须加快培育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培育高素质人才

  未来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国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连续出台了科技、教育、人才三个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三个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都离不开一个核心,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创新型人才。按照国家人才规划纲要,到2020年,研发人员总量要达到380万人年当量,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达到4万人左右。建设创新型国家,亟需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中国科学院以“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为发展宗旨,战略定位在:代表我国科技最高水平的“国家队”、引领我国科技创新跨越的“火车头”、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促进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库”、培育我国科技骨干人才的“大学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我院坚持走在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道路,形成以研究所为基础、以研究生培养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许多人已经成长为我国科技、教育、经济、管理等各行业的领军人物和中坚力量。

  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确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出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要求,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四大功能相互支撑的格局。经过“211”和“985”重点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的高校快速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充分发挥中科院研究所与高等学校双方的优势,我院与教育部携手推进“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就是要探索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实现科教结合的有效推进、合作共赢。

  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要素。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对高等教育要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注重更新教育观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和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和系统培养观念,造就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要注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使学生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努力为培养造就更多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作出积极贡献”。

  面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院党组提出要加快改革创新的步伐,把“探索科教融合新模式,建设创新型人才培养新高地”作为实现“创新2020”跨越发展的一个重要主攻方向,以体制机制的新突破,实现自主创新与人才培养引进的“双提升”。中国科学院用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创新贡献,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知识体系的新路子,中国科学院也一定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勇敢担当的气魄,办好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国科大,自觉承担起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大批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的神圣使命。

  (二)要建立培育高素质人才的科教一体化新模式

  纵观世界发展史,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学术中心每一次转移都伴随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每一次转移都引发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变革。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都有共同趋势可循:一是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劳动力市场的拓宽,以及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三是知识的自我增长和爆炸性扩张;四是政府资助和监督作用不断增强,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强化。每个国家当其变得具有影响力时,都趋向于建立在世界发展居领导地位的智力机构,主要是大学和研究机构。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科研、教学和学习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科研机构与大学之间,经历了从科教分立、科教结合,到科教体的发展过程。

  第一次科学革命,除少数偶然情况,传统大学与科学革命几乎无关。建立于13世纪中叶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传统文化的堡垒。“新科学是新世界观的基础,新世界观与新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新的群体又从他们引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中得到好处”[1],这就是17世纪中叶英国皇家协会和法兰西科学院建立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新兴的科研团体及其机构反过来促成了英格兰高等教育的复苏。

  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后,德国皇帝意识到国家必须用精神力量去补偿物质上的损失。1809年,洪堡以“通过科学进行教育(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 的精神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这是科研与教育在大学内部的第一次融合。1868年,因为那个时代法国的大学不能提供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巴斯德研究所在巴黎建立,成为现代科研机构的雏形。在近代德国,一方面在柏林大学理想照耀下继续卓有成效地装备大学,另一方面规划建立了一系列研究所。著名的马普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1948年成立,前身是1911年成立的德国威廉皇帝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虽然一直培养博士研究生,但却是在德国的大学里获得学位。

  随着世界现代化发展中心的转移,德国的做法后来广为世界各国仿效或有选择地借鉴。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最初是有意识地效仿德国,呈现出自由市场式的特征,传统大学不断地向研究型大学迈进,还出现了赋予科研机构研究生教育职能的科教整合新模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1876年建立时并不招本科生,首开了研究生院制度的先河;洛克菲勒大学在1965年、斯克利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在1989年相继建立,至今一直没有本科教育,却声名斐然。日本整合18个国立研究所的教育资源,在1988年成立了日本综合研究生院大学,随后又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奈良先端技术研究生院大学、北陆先端技术研究生院大学,最终又于2001年将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成立科技文部省,加入了世界科教一体化的潮流。

  在我国也早有类似的情况。1956年成立的中国医学科学研究院,一开始就与1914年成立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院校合一”,设有18个研究所、7所临床医院、5所学院、1个研究生院和5所分院,一直代表我国医学科研教育的最高水平。2006年9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但是她的“院校合一”的特色和在医学科研教育领域的优势始终没有改变。

  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论断,“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塑造科学和教育之间关系的逐渐形成的拱型结构。这些结构很不相同,反映着不同民族传统、背景和发展的道路”[2]。这说明,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科教一体化是多路径的,从来不只是科研机构整合入大学这一“单车道”。相比较而言,所有的科教一体化机构,没有一个像我们国科大的规模这样大,组成单元这么多、学科这么完整、地域这么分散。国科大无疑要借鉴它们的经验,但是必须要做更适合自己的探索。要走出一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国科大不可推卸的责任。脱离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单纯的照搬,一味的仿照,甚至是片面的割裂,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要碰壁的。

  (三)为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

  历史上的科研与教育,在职能上并不总是和平共处的。“科研与教学远不是自然的匹配,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才能组织在单一的框架下”[3]

  美国著名教育家伯顿·克拉克领导的团队,以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为原则,对世界各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4]。德国的柏林大学,作为研究所型大学(the institute university)的代表,其主要科研组织在大学内部具有准独立地位;英国的牛津、剑桥,作为学院型大学(the collegiate university)的代表,其学院联邦具有亲密的师生关系;法国巴黎大学和国家科研中心之间的协同,作为研究院型大学(the academy university)的代表,大学在精英训练选拔中处于从属地位;美国的常青藤大学和州立大学,作为研究生院型大学(the graduate department university)的代表,形成了由大规模哲学博士产出、大量反映科研需求的先进课程、研讨班和实验室所构成的教育基础体系。仔细比较可以发现,我院研究生教育改革之路恰恰是对各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体制的取长补短,这也就形成了我院研究生教育的特色。德国马普学会、俄罗斯科学院的同行向我们投以羡慕的眼光,发出赞同的喝彩,原因在于中国科学院一直拥有学位授予权,这个体制基础是至关重要的,是由中国科学院对新中国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所决定的。

  1951年,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招收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1955年8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由国务院颁布实施,成为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开始建立的第一个法规文件。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同意下属部分科研和教学单位,在中关村率先试办研究生院,至今留下了珍贵史料[5]。“文革”一结束,在1977年11月,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再次联合,恢复了中断12年的研究生教育。1978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当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2000年12月,作为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科学院整合全院的教育资源,对研究生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的基础上,更名组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年7月,中编办、教育部批准研究生院再次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可以肯定地说,新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中国科学院都是先行者、开拓者和突出贡献者。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为国家培育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为己任,在校学生发展到3.8万人,践行“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形成了“以人为本、创新教育、服务国家”的核心理念。总体看来,“统一招生、统一教育管理、统一学位授予”实现的比较好,教育管理逐步规范,教育资源得到共享,教育品牌大幅提升。相对而言,“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院所结合的师资队伍、院所结合的管理制度、院所结合的培养体系”,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开发的宝藏,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

  第二个方面:正本清源,激发全方位育人的自觉行动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正在转型,各种文化碰撞和交融日益频繁,由此产生了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只关注论文数量、科研经费、硬件建设,忽视育人的根本职能,偏离人才培养的主线,这些现象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一)要明确育人始终是办教育的第一目标

  教育,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事业。不但要培养有知识的人,更要培养有知识并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核心职责和最大贡献。从古至今的中外优秀教育思想家,都毕生践行这一教育理念。

  19世纪中叶,赫胥黎在与纽曼关于自由教育的论战专著《科学与教育》中,为科学教育进入传统大学摇旗呐喊,他强调指出,“真正的自由教育应该是在自然规律方面的智力训练, 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他们的力量, 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把感性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的真诚热爱的愿望”,敏锐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教育确实与单纯的人文教育一样,将会造成理智的扭曲”[6]

  1809年,洪堡在德国以“通过科学进行教育(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的精神创立柏林大学。德语中的“科学”一词具有的更广泛的“沉思”的含义常常被忽略。在洪堡眼中,科学是建立在宽宏的人文主义关怀之上,认为“它不是一件事务,而是一种过程,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心理态度、一种思维技巧。它不是要确保掌握这种或那种知识,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确保记忆力受到锻炼,理解力得以提高,判断力得以纠正,道德情操得以升华。科学需要的是心灵的展开,是和自我形成相联系,把个人的努力集中于获得理智或精神的完善”[7]。不难看出,洪堡的理想不是经常被曲解的大学应专心致志地推进知识,而是把研究当作一种培养人的过程和途径,所以才被称之为“新人文主义”。

  20世纪中叶,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做过深刻的反思,他指出,“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手段,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8]。他大声疾呼,“学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社会服务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9]

  两千年前中国先秦经典《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近代中国,主政清华最长时间的梅贻琦校长在《大学一解》中明确地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10]。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曾被赞誉为“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他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教育就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空间,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11]。这些见解,在今天读来,仍感振聋发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一直是培养造就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开放头十年结束时,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的问题,提出要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江泽民同志寄语当代青年和大学生,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要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着力加强和改进青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强调要坚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致力于有效遏制科教结合异化现象

  近几年,全国的高校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根据我院过去十多年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以科研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对于知识创新确实大有裨益,研究生“不但寄托着我院的未来,更支撑着我院的现在”,是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生力军。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确实存在着把培养人才简单化为“多快好省”的工业化方式的现象,学生作为“研究助手”,似乎只需用“SCI论文篇数”衡量,用人成了硬道理,学生的全面发展被忽略、学生的困惑被漠视。既然“导师资助制”是以导师为中心,责任制很容易蜕化为“老板制”,那么,这种重成果不重品行、学生变成廉价“学术工人”的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科教结合异化”。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发现,人才引进时联名的高水平论文不少,而人才留住后独立创新能力不高,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反差现象,恐怕就是“科教结合异化”的一个例证。

  在工业社会中,“异化”现象早就普遍存在。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演说中曾描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12]。马克思的论断,多么一针见血!

  科教结合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是学生跟导师一起从事科研工作。“科教结合异化”现象在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同样普遍存在,正在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中国,也很难“独善其身”。上个世纪末,国际高等教育界就有人发出警告,“科研赞助成为指导和潜在的合作中介,教授变成项目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学生被以命令的方式进行指导,被像雇员和技术员那样对待”,“学生为教授学术晋升而受剥削,历史上是以大学科研制度为基础的”,最重要的是“科研和教学,一般很少谈到学生的参与,学习的成分很容易被忽略”。为此大声疾呼“传统上为知识而生产知识和对未来几代科学家和学者进行有效的训练的大学,必须作出补偿性的行动”[13]

  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美国大学协会研究生教育委员会(AAU)1998年发表《大学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责任》报告,提出了“学生兴趣优先,最终目的是为研究生而进行的教育,大学行政管理者和教师必须以学生利益为重。助研和助教在某些方面具有雇佣关系,本质上还是学生;不应违背学生的兴趣和职业目标,不应转过来满足教师的研究目的”[14]。这也就是伯顿·克拉克推崇构建“科研-教学-学习结合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即让教育回归本位。这些观点和建议应该引起今天的中国科教界充分的重视和反思。

  毋庸讳言,知识经济时代强烈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对研究生教育是极具影响力的。要避免“科教结合异化”现象,就必须回归到“育人为本”上面,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加以制约。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对所有研究生导师进行培训,让导师尽快地完成从科学家到教师的转变,强调“教育重在过程,科研重在结果”,强调教育要承担比科研更大的社会责任,强调导师在创新教育中的教师角色;强调教师作为社会发展的“遗传基因”,要“关心爱护全体学生”。不但如此,还从制度上对导师的权力设置“边界”,比如学生可以在理由正当的前提下经许可更换导师,而原导师不需签字;每年民主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毕业生”,强调学生的本原身份,促进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研究所建立“教育督导”机制,认真处理学生的投诉。在我看来,研究生院更名为大学这件事本身,也是向全体导师和学生宣示“育人为本”的宗旨。

  (三)育人为本必须全方位得到落实

  近年来的调查统计表明,国科大的学生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年龄大都在22-28岁之间,属于成年早期;43%来自农村,家庭对其期望高、资助少;33%的女生;50%的共产党员;来自211和985高校的学生只占67%,生源质量参差不齐。2009年和2011年两次问卷调查发现,只有不到75%的学生对所学专业感兴趣。这些数据至少说明,学生的求学目的是多元化的。随着“90后”学生逐渐成为主体,经济社会变革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在学生群体中会越来越大。这些学生无论来自哪里,都肩负着沉重的家庭期望。我院科技创新事业在得到一支最具活力的生力军的同时,也承担了极其重大的社会责任。全院上下必须牢固树立这样的理念,科研工作可以宽容失败,人才培养的教育工作不允许失误。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和改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强化导师的育人职责。在教育实践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与普通高校相比,我院研究生教育的优势在于,学生在跟随导师从事高水平科研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里的“大师”是指学问道德都好的良师。他提出“从游”的生动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5]。 带过几届学生的导师都有这样的经验,解决学生的人生困惑常常比具体教一个理论方法或实验技能更重要。学生的困惑少了,精神压力减轻了,学习积极性就提高了。要使学生走向成就,最重要的是点燃他的心灵之光。

  在此,有必要对科学家和导师的角色内涵作一下界定。导师与科学家的区别在于“仁”与“人”。作为“人”的科学家当然都非圣贤,不一定强求是道德模范;但作为承担育人职责的导师,就必须有严格的道德要求。导师要通过言传身教,向学生展示精神风采和人格魅力,既要教会学生做学问,又要教会学生做事做人;既开启学生的智力,又培育学生的人格操守。古训道“仁者爱人”,只有真心实意爱护学生的科学家才能履行“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职责。做导师就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就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第二,要在科技创新中自觉实践育人。与普通高校不一样的是,国科大的校园分布在广袤的国土上。2005年夏天,我在西南喀斯特山区考察时,遇到我们的学生。我嘱咐他们“在这里工作学习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对以后的科研工作与人生成长很有裨益,大家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各地的壮丽山河间”。2004年,我给合唱团的学生们题写了“博士合唱团”的团名,2006年夏他们“西部行”到研究所巡演,我又嘱咐他们“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中国科学院培养的研究生要面向未来,必须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参加课外社会实践,在行万里路中读社会实践之万卷书,写社会实践之万卷书”。讲这些往事,就是要强调实践育人的作用,与科技创新不可分割的实践育人是国科大的一个最大优势。

  不要把科技创新视为纯粹的技术劳动,要把它看作全方面育人的重要途径。系统的科研训练可以使学生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洞察力、知识结构、信息检索、论文撰写等方面获得提升和改进,也能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沟通交流、组织协调、团队协作等综合素质。同时,由于科研具有探索未知的本质,常常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失败,这对磨练学生的意志、耐力、勇气和增强自信心大有裨益。学生要从实践的层面认识在研究所的生活学习,能不能把学生参与科技创新从做实验、写论文的被动行为,提升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主动行为,这是关键所在。

  还要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参与社会实践。实践给予学生的收获是潜移默化的。院里一直设立社会实践基金项目,国科大在博士生思想政治课改革中引入了“社会调查”,中科院教育基金会设有专项基金资助,都是鼓励学生走向社会,走向人民,近距离了解社会、国情。今后各单位要加强学生社会实践的组织,与科研实践相互补充,形成常态化,以此增强学生的爱国爱民情感、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没有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哪里来的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国科大要发扬光大我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和“唯实、求真、协力、创新”的院风,恪守“博学笃志、格物明德”的校训,不断培育和建设独具特色的创新文化价值体系,并使其融入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日常行为中去,以先进的文化育人,使之不仅在科技创新中走在前列,还能成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体现者和引领者。更名成大学的一个目的就是创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要把中国科学院积累的知识、文化和精神财富一代代传承给学生,还要不断地在创新实践中创造新文化、新价值、新的精神财富。

  第三,要理直气壮抓学生的德育。中国科学院伴随新中国成立而诞生,秉承“科教兴国、创新为民”的宗旨,是国家的科学院、人民的科学院。与此同时,目前国科大培养的人才80%以上走向社会各行各业,只有少部分留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弘扬优良传统,更多地从为国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来认识和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缺这人才、缺那人才,说一千道一万,最缺的就是能够忠诚服务国家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也就是心甘情愿把青春和激情奉献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近年来,中科院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高度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04年7月,召开了首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研究生院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召开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讨会,2009年召开了学生党建工作专题会议,院党组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党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了全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制和机制。我院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持了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态势,出现了新气象、取得了新成效,国科大今后要不遗余力、理直气壮的抓下去。

  这里要特别再强调几点。一是要有研究生思想观念可塑可教的信心。作为高层次学生群体,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观察世界审视自身的能力,从接受知识开始向创造知识转变,价值判断同样从被动接受开始向主动表达转变,两个转变同等重要。要及时地从灌输转向引导,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反思”, 提升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以学生党建促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党建关键不在管人,育人才是目的。走活了学生党建工作这步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盘棋就活了。三是要把特色转化为优势。如何把集中教学阶段的思想政治课、学生党建工作、校园文化氛围等延伸到研究所的科研实践和学术活动中,需要在机制、环境、提升导师素质等方面加强探索。国科大要在全校范围内建立一种质量意识,德才不兼备的毕业生就是“废品”。

  第三个方面:发挥优势,落实科教融合增强核心竞争力

  院党组2012年夏季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健全“三位一体”管理体制的总体思路,以科技创新为中心,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支持思想库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学部在科学思想库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充分发挥教育机构在培养创新型人才中的基础作用,促进三者有机结合、共生发展。按照党组的构想,就是要结合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创新型人才,建立“科教融合,共有、共治、共享、共发展”的教育发展架构。研究所既是我院科研创新的动力来源,也是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更是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的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我们应该努力形成科研创新成果、高层次人才、先进思想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局面,使得研究所的文化氛围和人才培养,内化为发展动力,外化为研究所的品牌。

  (一)“科教融合”的要义是凝聚再创造

  这几年来,中科大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科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要继续坚持,全院还要继续大力支持中科大的“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们绝不能把国科大办成另一所中科大,因为两个学校在属性定位和职责目标上是不一样的。对于国科大来说,“院所融合”的意义在于,没有研究所就没有国科大;研究所的教育工作,就是国科大的组成部分。

  院党组明确提出,要坚持“三统一、四融合”,建设独具特色和优势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坚持“院地结合、合作办学”,支持上海科技大学的筹建工作的要求。这既讲清了国科大与中科大、上海科大的区别,又鲜明地提出了国科大的发展方向。“所系结合”和“院地结合”,办的是中科大和上海科大;“院所融合”就完全不同了,基础还是研究所,增强的是研究所的竞争实力。国科大的特色和优势有多大,就取决于与研究所这个最具活力的创新单元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国科大的建设发展,永远是和研究所融合在一起的。

  从我院研究生教育近10多年的实践来看,“三统一”实现的比较好,但“四结合”做得还不够,主要是缺乏认识高度,缺乏清晰思路,缺乏对研究所作为国科大的组成部分在教育责权利上的体制肯定。院所结合,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体制和机制才能做得到。基于这样的判断和认识,我在去年把“四结合”改为“四融合”,虽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和外延都大不一样。

  其实,我在2006年就提出,推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即数学院与研究生院数学系的融合,成立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实践证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是大大增强了数学院对全院数学教学和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主动性,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成为数学院的职责义务之一;二是实现了统一招生、统一管理,统一学位评审,既增大了招生指标的规模效应、更有利于挑选优秀生源,也提高了管理效率、增强了育人意识和氛围;三是专任老师较多地融入了数学院的科研工作,业务水平有了快速提升,也对数学院的科研产出作了贡献;四是课程设置及教学任务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讲授课程纳入了研究人员的工作量考核及薪酬体系。数学院的探索很有益,找到一种可以把科研与教育有效融合的载体,数学院把数学科学学院看成自己的品牌,把原来两边分开的工作,变成双方的共同责任,从“共有、共治、共享”达到了“共发展”。他们为下一步的深化改革,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数学院的经验很好,今后国科大要每年排一排各个学院、各研究所的教育教学贡献,并且跟招生指标的动态调整挂起钩来。

  要推广借鉴数学院的经验,就要在院所“四融合”的转变中探索,就要充分注意我院研究机构地域分散、学科门类多元化这个实际,就要注意到“学院”不只是教学的单元,更是育人的环境。融合的英语单词是fusion,无疑描述的是一种深度的结合,确切含义是不同思想或不同成分的结合,物理上译过来就是聚变,物质聚变的结果就是太阳发出的万丈光芒。有意思的是,点击网络“百度词典”,列出与融合密切关联词是创造、碰撞、发展、共享、互补、再生、凝聚、转型、升华┄┄ 一句话,融合是一种聚集中的再创造。具体到国科大的建设与发展,如果从“领导体制、师资队伍、管理制度、培养体系”几个方面,我们把院系这个教育单元与研究所这个创新单元来一番凝聚、碰撞、互补,迎来的必将是转型、再生和升华!

  (二)“科教融合”的关键是体制再创新

  如果把“院所融合”的院和所理解为并列关联的话,下一步可以考虑“院所”和“所院”两类融合模式深化互补,一是从国科大的学院向研究所的融合,另一个就是从研究所向国科大各学院的融合,要突破传统思路,对学院作全新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知识传承和创新关系的认识上,也是建立在对育人环境和功能的认识上,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分布全国的研究所与国科大校部按学科体系建立的学院之间的结合,当然更不是上级指令下的凑合。

  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然而,教育把知识传递给下一代的职能没有改变,知识创新必须基于已有知识的浓缩的规律没有改变。根据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知识创造理论,“显式的已编码的知识是指一种用正式、系统化的语言传输的知识,隐性知识拥有个人化的特征,这使得隐性知识很难被正规化和通讯”[16]。知识,又因载体不同而不同。课程教学和学术报告属于显式知识,是对知识的系统总结整理和传递。对于知识的质疑态度、对学习的积极态度,只能通过参与科研在与导师的朝夕相处中获得。正是因为这些规律无法改变,集合英国学院型大学和德国研究所型大学优点于一身的美国研究生院型大学,才能在当今世界研究生教育中大行其道。

  以培育社会精英著名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设置学院和专业院系,组织学生集体住宿和学习,并依据不同层次配备导师,形成了“学院制、寄宿制、导师制”的特点,将大学变成学院的集合体,每个学生具有学院和学科(系)两个身份。这样的大学提供了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成长环境,构筑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发展的育人平台,建立了专业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深入指导,密切联系学生的强力纽带。这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所以有人说,牛津和剑桥在全世界精英教育体系中永远是个例外。当年传统英式大学理想受到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冲击时,纽曼曾为寄宿制进行了激情辩解,“哪怕学生有些懒惰,指导教师有些马虎,因为学生主要是才智收获而未必是知识分支的学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学生可以自由呼吸的纯净思想空气,尽管对于学生来说,他只是学习众多学科中少数几门”[17]。要知道,学生的成长除了导师的指点,也需要在与同辈人的交流切磋中学习,对于独生子女一代的学生,这种环境格外有意义。

  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在全院各教育基地及研究所,建设了不少学生宿舍和相应的生活设施,在客观上属于寄宿制;加上研究生教育必备的导师制,具备了牛津和剑桥的教育精髓中的寄宿制和导师制。但是,我们缺乏学院的体制,没有把实际存在的研究所园区环境视为育人的校园环境,研究所的职工也缺乏“管理育人”的理念。因此,从育人为本的角度,需要把研究所提升为校园环境,让研究所顺理成章地成为“科研-教学-学习结合”最紧密和最有效的枢纽单元。

  国科大应该考虑,尝试把一些院系建在研究所。设置这些院系,首先要有利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两段式培养,有利于全院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全院教育的统一格局;同时,这类院系也能够体现研究所的教育品牌和创新文化,我看没有哪个研究所会不珍惜的。这样做,不但真正体现了国科大的实力所在,也促进了研究所的教育工作,更肯定了研究所的教育贡献,进而使全方位育人在研究所层面有了更好的支撑。当然,院系的设置要有标准,不能一哄而上,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

  美国的研究生院型大学与德国和英国有什么区别呢?归结起来就是,学生要按规定进行若干年的课程学习,参加考试取得博士候选人身份,然后在一个教授委员会领导下完成具有创造性的科研论文。当学生与导师的科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导师总是设法把学生从课堂拉回实验室的。美国人创造了研究生院的体制,制衡了这种科研与学习之间的冲突。

  早在1963年,“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先生向中科院建议,要大规模培养研究生就得办研究生院,那时所有的学生都集中起来学习一年基础课程,然后到研究所去做论文。那个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还处在“精英”时代,北大本科学制是6年、清华本科学制是5年。如今的本科训练远不如当年的基础功底扎实,我们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有的导师认为学生没必要花时间学习基础课程,只要做足够的实验就可以了,说穿了就是没有把学生的知识学习放在心上。

  院党组早就下了决心,要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国科大把雁栖湖校区建设好,就是为了给研究生的集中教学提供切实保障。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研究生基础课程学习非但不能削弱,还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只注重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工作,不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这是导师职责认识的缺憾!当然,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是否做到了理论学习跟研究所的具体实际相联系,这需要研究所和导师的积极参与;国科大的基础理论课应该主要由学院的专职教师来完成,但专业课程在主体上应该由研究所“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应该以研究所的任课教师为主来完成,这既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这样做,也是我们推进“院所融合”发挥的优势之一。

  国科大的雁栖湖校区历经了十余载,也是建院60多年来投资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明年西区可以投入使用,后年全面投入使用。新校区各类校舍34万平米,可容纳1万研究生在此学习生活,全体新生集中教学的设施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校园环境,怎能让我们的学生产生整体感和归属感!新园区建成之后,有了统一的校园,来自各个学科专业的学生就能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多学科的交叉、碰撞和融合,进而激发创新思维。

  这里我要强调,从现在起,国科大校部要做好准备,围绕新校区全面启用及教学组织,做到未雨绸缪;各研究所要调整培养计划,梳理好课程需求,做好集中教学与科研实践的有机衔接;院职能局要制定政策和调剂资源,支持国科大新校区的物质装备。总之,全院一盘棋,迎接新校区的全面启用。全院必须明白,进一步理顺教育培养的体制机制,加强集中教学与科研实践的衔接融合,营造有利于学生进步成长的校园文化和氛围,形成形象与内涵相统一的国科大,教育资源必须有效整合、必须充分利用,这是坚定不移的。

  (三)“科教融合”的目的是实力再提升

  在我国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我院“创新2020”的关键时期,科教融合将进一步实现我院科研优势与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何谓核心竞争力?就是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关于怎样协调多种生产技能和整合不同技术的知识和技能”[18],就是这个组织特有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难以模仿的技术或能力。我们前面讲过,科教融合就是以凝聚为前提更彻底的整合,是要实现高质量教学促进高水平科研、高水平科研反哺教学质量提升,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学习环境。

  首先,科教融合是研究所自身发展的需要。在2000年之前,我院的研究生教育一直是以研究所为单元进行的,那时候每个研究所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校”,但是学生规模很小,主要是培养自己的后备力量,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关系也比较单纯。那时的研究生院基本是课程培训中心,设施条件很差。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后,研究所和导师的科研任务重了,学生的角色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成为导师的科研助手、流动队伍的主力,学生论文选题也较多地集中在科研任务上;同时,学生规模也变大了,多数势必要走向社会,学生就业多元化了。组建研究生院实行“三统一”以后,研究所不再是学位授予单位,但是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单元并没有变。

  随着社会发展,研究所培养的研究生从留所工作逐渐发展到如今的走向社会各行各业,这就对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赋予了研究所更大的育人责任。国科大的深化改革,就是要为各研究所打造一个教育平台,让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在更高的“育人”和“三统一”层面上,回归到教育功能原位,成为我院研究生培养中真正的“院系”。

  第二,要把院系建在研究所这件事,办成进一步凝练创新文化的过程,办成总结推广研究生教育成果的过程,办成整合提升研究所核心竞争力的过程。新型院系的建设,要跳出按系科分类的窠臼,命名完全可以由研究所提出建议、与国科大校部来协商确定,浓缩研究所特色,成为文化传承的一个载体。北京大学有蔡元培学院,南京大学有匡亚明学院,国科大为什么不能办几个黄昆学院、(王)大珩学院、(竺)可桢学院呢?这些让国人铭记的英名,本来就是中科院的精神所在,也是研究所的魂魄所在!这样做,就不再是国科大给研究所“戴帽子”,而是研究所和国科大一起“树牌子”,何乐而不为?

  第三,任何一个组织机构,各个成员和组成部分的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在科教一体化体制中,学生、导师、研究所的角色都是双重的,角色模糊甚至角色错位是经常发生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之初,我们曾简单地提出要把研究生与职工“一视同仁”,结果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不但办不到,还导致学生的职工化倾向。学生与职工怎么可能一样呢?这对学生的成长是有害的。如何让学生专心致研,不但是提升效益的需要,更是出成果的基础。虽然学生与聘用人员都是流动队伍,但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在研究所的学生,都具有科研助手的身份,如果学生本人心理错位成了职工角色,就会心态不平衡;导师会以分配科研任务为主,而对学生的困惑不闻不问,反而认为这是他个人的隐私;研究所的园区建设常常忽略学生文体活动的需求,甚至于学生出现问题从不问自己是否已尽了教育之责。把院系建到研究所,将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

  将来建立在研究所的专业院系,要把研究所的教育功能和人才培养贡献,与其科研职能和创新成就,并举体现。要学习“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做法,可以把研究所和院系同时列在网页头条的两端,点击左端是研究所,点击右端是院系。同样一个导师,在研究所名下是研究员,在学院名下就是教授了。我推想这样的设计,一望便知,可以充分体现科研教育并举,而且可以时刻提醒我们的所长和职工们,这里也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第四个方面:改革创新,走出独具特色的国科大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有“中国模式”的争论。依我看,未必刻意追求什么模式,既然是模式就是可以复制;但是,没有哪个强大的国家希望自己被别人复制。正像我们党坚持做到“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才有发展的今天。国科大只要做到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研究所发展,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就应该去尝试、去突破。国科大的价值,说到底,就在于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育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建立国科大,本身就是在国家层面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结合的一次创新,发展国科大更要依靠改革创新。把“国科大”与“研究生院”之间的关联,可以总结为几个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以研究所为基础不能变,坚持育人为本不能变,“三统一”不能变;需要变的是,要全面提升素质教育,着力完善课程体系,大力加强师德建设,核心是进一步提升研究所核心竞争力。

  建设国科大,我们更要有定力。在当前和未来,都要远离浮躁与虚名,不追捧高校排名、不攀比高分考生、不参与名次竞争。更名成为大学了,社会各界必然会更多地把我们跟其他大学相比较,我们需要尽量回避,因为自己的个头太大,去参与比较高低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是我们必须牢牢坚守的职责和使命!

  (一)全面提升素质教育

  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国科大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素质教育理所当然地必须贯穿于包含研究所教育工作在内的,整个国科大工作的各个方面。

一是要把诚信作为一种品行根本,来加强教育。要让学生时时刻刻铭记,有了这个根本,人生才会具有成长成才的根基和保障。无数令人尊敬的前辈,首先都是诚实和守信的人。学生有失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欺骗和谎言。

二是要把责任感教育贯穿于学生培养全过程。不但要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还要让学生明白没有对家庭、对导师、对研究所、对国家的责任感,就不能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终究也会被社会所抛弃。

三是要致力于传承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这是作为一个科学人的最基本素质,追求真理、崇尚理性思考应该渗透在每个学生的血液中。通过开设讲座选修课程进行传承是个办法,但是这个传承更要体现在科技创新实践中,体现在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和每个细微处,导师的行为示范比说教更管用。

  (二)着力完善课程体系

  高素质人才必须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体系,统筹全院各研究所的研究生课程教学,开设高水平的研究生课程,要不断创新授课方式、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制定专家和学生相结合的课程评估体系,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一是要夯实基础课程体系。除了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外,课程设置也要包括素质教育课程,同时要兼顾交叉学科,特别要加强实验课程的建设。雁栖湖新校区建设了3万平米教学实验室,要尽量尽快地装备好、使用好。

  二是要加强学科前沿讲座体系。作为基础课程的补充和延伸,学科前沿讲座要兼顾系统性和前沿性。办了九年的夏季学期要坚持下去,各个研究所都应该争取到集中教学园区来开设系列的前沿讲座及高级强化课程,帮助学生跨学科专业领域汲取知识,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创新灵感。

  三是要增建应用型课程体系。这是学科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的知识衔接点,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上游到下游的全面了解,养成从理论思考应用、从应用反思理论的思维习惯,进而形成创新意识,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奠定基础。

  (三)持久加强师德建设

  师德,就是教师应有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每个科学家都有做一个好教师的天分,现代社会几乎每一个科学上有成就的人都离不开老师的辛勤培育。每个学生身上,都刻着老师的烙印。当年我们的那些具有高尚情操、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的教师,对我们自己产生了一辈子的影响。扪心自问,如今我们成了老师,我们是否也能让学生终生受益?唐代大文豪韩愈对老师的定位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位列三大任务之首,传道者理应追求道德高尚。

  国科大要在全校,在校部、在研究所,全面贯彻《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要引导广大教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自身修养。对于责任心不强、教书育人意识淡薄、缺乏爱心的教师,要给予提醒;对于学风浮躁、治学不严、追名逐利、不能为人师表者,要给予批评;对于师德失范、严重损害人民教师职业声誉者,要坚决清理出教师队伍。

  (四)继续加强宏观调控

  过去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三统一”,才能整合资源、凝聚力量,才能规范管理、资源共享。我们推进“院所融合”,是要以 “三统一”为前提的。这里,我还想再次提到近年来人教局两次发文的落实问题,研究所的教育管理队伍必须配置到位。一是要单独设置研究生部;二是要配足教育管理人员。“创新2020”编制已经有所增加了,不落实没道理。要坚决实行“一票否决”,机构不设立、人员不到位的,招生指标就应该相应减少。

  院系建在研究所的工作,要稳步推进,作出示范,成熟一个建立一个;要有标准、有考核,标准要适合我院实际。党和国家赋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研究成果、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任务”,对我院则提出了人才、成果、效益、管理“四个一流”的要求。我想,院系建在研究所的标准,可以归结为“四加一”,就是高等教育的“四大任务”,再加上一个规范管理。

  我想再次对国科大校部的工作提出要求。校名变了,“服务创新、服务全局、服务研究所”的宗旨不能变,管理中心和教学中心的职责不能变。过去受教育政策制约的局面打开了,外部环境条件改善了,但责任更重了,任务更艰巨了。国科大校部的站位要更高,眼光要更长远,要在大视野中制定大战略,积极研究和解决全局性问题,同时要努力配合研究所解决他们难以独立解决的特殊问题。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指出,研究生教育工作要纳入研究所“创新2020”评价指标体系,要与教育资源配置挂钩。研究所出人才的指标包括研究生培养,出人才是研究所科研成果之外的重大产出之一。今后院里考核研究所的贡献,出人才的指标要更多体现。关键是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要把培养人才、培养研究生的教育功能,自觉地放在与出成果相同的重要地位。

 

  同志们,当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攻坚时期,中国科学院大学应时而生!我坚信,伟大的大学,一定要为伟大国家的伟大时代,作出伟大的贡献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希望全院上下统一思想,凝神聚力,为建设国际知名的国科大共同奋斗,为培育大批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谢谢大家!



[1] 伯顿·克拉克 著,王承绪 译,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 伯顿·克拉克 著,王承绪 译《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 Ben-David,J.,Center of Learning:Britain,France,Germany,United States,New York:McGraw-Hill,1977.

[4] 伯顿·克拉克 著,王承绪 译,《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5] 张藜等编著《中国科学院教育简史》,科学出版社,2010

[6] 托·亨·赫胥黎,单中惠 平波译,《科学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7] 伯顿·克拉克 编,王承绪 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8] 爱因斯坦,方在庆等译,为什么社会主义,载《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 爱因斯坦,方在庆等译,论教育,载《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0] 梅贻琦,大学之解,载《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11] 蔡元培,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载《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

[13] 帕夏里特 J. 耿拨特,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和有组织的科研,载伯顿·克拉克 著,王承绪 译,《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4] 载《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编,2002.

[15] 梅贻琦,大学之解,载《中国的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

[16] 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 著,《创造知识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17] 约翰·享利·纽曼著,徐辉 等译,《大学的理想(节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8] Prahalad, C. K. and Hamel, Gary,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68, 3:79-9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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