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惧，凯内马政府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已被工作人员和病人放弃。图片来源：Tommy Trenchard

对于头上摇摇欲坠的白铁皮屋顶，Robert Garry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这是6月的一天，他和同事Sheik Humarr Khan正在塞拉利昂凯内马政府医院一间被用作临时性埃博拉病房的简易过渡房里作调查。他们发现，将这些金属板连接在5米高木制框架上的只是几根弯曲的细电线。

半个小时后，在医院主楼的会议里，他们被巨大的轰隆声打断。当声音在医院里回荡时，Garry和Khan冲到外面，看见了似乎早就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岌岌可危的建筑物倒塌了。

这成为一系列事情的前兆。不到一个月后，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医院的运转面临崩溃。病房里挤满了病人，而作为凯内马的一名传染病医生，Khan和他领导的诸多工作人员正在为这些病人争取生命。

Khan及其团队带着同另外一种病毒——拉沙热作斗争的经验来抗击埃博拉。像埃博拉一样，拉沙热会引发一种有时能导致出血热的致命性疾病，但其每年的感染周期更容易预测。与来自美国杜兰大学的病毒学家Garry以及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一道，Khan将过去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建设一个位于凯内马的拉沙热治疗和研究项目，这包括一间专用病房和一个现代化的诊断实验室。他们正在建的另一个病房是下一步用于对抗拉沙热的新阵地。

然而，在新病房还未建成之前，拉沙热实验室便诊断出了塞拉利昂首例埃博拉疫情。上百例紧随而来。原本建来用于研究拉沙热的医疗设施，突然被另外一种疾病所占据。

“这里面有个研究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的问题。”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Broad研究所计算遗传学专家Pardis Sabeti自2008年起就和凯内马团队一起共事。对现状感到沮丧而无法袖手旁观的Sabeti和其他美国研究人员呼吁将更多的援助送往凯内马，但发现回应慢得令人痛苦。

一个光辉的榜样

Khan深知同出血热作斗争的危险。在他的前辈死于疾病后，Khan成为凯内马的拉沙热主治医生。拉沙热每年要感染30万~50万人，其中5000~20000人因此丧命。

过去几十年间，凯内马医院一直在其拉沙热病房治疗病人，即便是在1991年~ 2002年血腥的内战期间。由于经验丰富，这所医院成为一个名为“病毒性出血热联合研究机构”理想的核心。该机构始建于2010年，包括来自凯内马、杜兰大学的科学家以及西非和美国的其他合作者。

医生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能足够快地诊断疾病以开展治疗。然而，内战结束后，非洲没有一个实验室拥有检测病人血液中拉沙热病毒的技术。因此，2005年凯内马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发展诊断测试技术。作为发起人之一，Sabeti开始测序样本以弄清这种疾病是如何在西非扩散的。

5月，Sabeti、Khan和Garry在尼日利亚会面，共同庆祝他们的工作前进了一大步。10月，世界银行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成立了传染病基因组学中心。该中心由尼日利亚奥贡州的一位合作者领导，将利用基因技术研究西非的细菌。很快，它便获得了这个地区的第一台高通量测序仪。这意味着凯内马将不再需要把拉沙热和其他病毒样本送到国外进行深度测序。这种合作关系成为非洲大陆科学合作的光辉榜样，即建立基础设施，并从内部学习经验，而不是全部从国外引进。

不过，该团队深知麻烦即将到来。当几内亚3月份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其埃博拉病例时，Garry就预测到凯内马会是下一个。他和Sabeti用船运送了几箱防护装备到凯内马。Sabeti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带着诊断埃博拉的基因探针到了那里。

5月，首批患者到达。一个女人出现了发烧症状，并且在一次流产后大出血。她和13位病人在一位治病术士的葬礼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这位术士曾在邻近的几内亚治疗过埃博拉患者。5月25日，拉沙热诊断实验室主任Augustine Goba确认这些患者已将埃博拉病毒带入塞拉利昂。他们被许可住进凯内马的拉沙热病房。

Garry立即赶来帮忙确认凯内马的工作人员已准备就绪。他们需要脱下平时穿的隔离衣和口罩，换上将全身包裹起来的防水隔离层。Garry还必须确认技术人员正在收集、净化和包装用于诊断的病人血液样品，以保证Sabeti能在Broad研究所测序DNA。

随后，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和其他援助组织在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超负荷地诊治病人。6月，WHO派遣了一些工作人员到凯内马，但储备物资在不断减少，Khan经常一个人负责治疗80位病人。他为此感到孤独，并担心失去生命。

致命的系列事件

回到剑桥市，Sabeti分析了Garry从凯内马用船运出来的样品数据。目前，她的小组拥有来自78位首批患者的99个病毒样品。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度基因测序，以追踪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时产生突变的方式。当疫情扩散时，没有人收集过这方面的数据。

重要信息正在出现。例如，整个疫情的暴发可以追溯到同一个事件，即某一种动物（很有可能是蝙蝠）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研究人员还发现，该病毒自十年前在非洲中部与一种原始病毒分离后，已经累积了上百个基因突变。

资助该项研究的美国国家过敏性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Anthony Fauci表示，这些工作最终可以改变应对疫情的方式。“通常我们会在一次疫情结束两年后产生一份类似的分析报告。如今能做到这样，简直匪夷所思。”

7月31日，Sabeti团队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了这些数据。在最早一批使用者中，有些研究人员已开发出针对埃博拉的实验性药物和疫苗。它们包括一种已在7位患者身上使用过的抗体鸡尾酒药物ZMapp，但这7个人并没有全部活下来。还有一种NIAID研发的疫苗，在9月初进入人体试验阶段。在病毒中发现的突变，迄今没有一个能减少这些药品的功效，尽管有一些突变影响现有诊断测试靶向的病毒区域。

6月末，一位发烧的当地酋长被送往凯内马的一个私人病房。由于那里缺少在拉沙热病房所使用的感染控制措施，一系列致命的连锁反应开始了：他感染了5位工作人员，包括一位怀孕的护士。助产士Mbalu Fonnie还是负责治疗拉沙热的护士长，她和3位同事为一位护士接生了已胎死腹中的婴儿。几乎完全可以确定的是，在接生时他们都被感染了，并且最终丢掉了性命。

7月21日，Fonnie和其他资深护士的死亡，使原本将医院团结在一起的那根线突然断掉。过去25年里，Mbalu阿姨一直在凯内马治疗拉沙热，即使是在内战期间。她本人曾感染过拉沙热病毒，但最终活了下来。如今，她还是走了。

第二天，在实验室会议上，Sabeti瞥了一眼电子邮件，看见有条关于Khan的消息。她立即打开邮件，上面写道“Khan感染了埃博拉”。“我当时就崩溃了，开始放声痛哭。”Sabeti说。

此时的Sabeti绝望无助。她想做些什么，任何事情都可以。于是，Sabeti写了一份白皮书，督促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物资和金钱用于抗击疫情，并将其发送给Broad研究所所长Eric Lander和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她和Garry曾到过华盛顿，要求卫生官员和国会提供更多援助。Garry还希望相关部门运送一些实验性疫苗和药物。

那段时间，杜兰大学内科医生Daniel Bausch正在埃博拉病房工作。有一天，他和一位WHO工作人员进入病房后发现“里面有50位病人，但没有护士或其他医务人员。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需要关闭这个中心。我们无法说这里可以提供任何照料”。 7月29日，Sabeti收到塞拉利昂一位流行病专家的第二封邮件，内容只有寥寥几字：“Khan医生已离我们而去。”

拉沙热幽灵

Khan死后的那段时间，正是凯内马疫情低发期。不过，领导者和其他人的逝去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摧毁了当地人的士气，将他们完全瓦解。”自2004年起便在塞拉利昂工作的病毒学家Joseph Fair表示。他还就如何应对目前疫情向该国提出建议。Sabeti和她的团队也对此感到震惊。“我们深爱着Khan。”Sabeti说。

8月28日，关于首批78例病人测序的论文发表时，包括Khan和Fonnie在内的6位作者已经离开人世。

不过，也就在此时，援助开始陆续到达。来自WHO和MSF的工作人员启动防护装备的补充供应，而国际红十字会开始在凯内马附近建立新的诊疗中心。凯内马仍医治着约50名埃博拉病人，但正试图逐步结束这项工作，重新开放普通病房。

目前，Sabeti、Garry和他们的同事正在准备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对6月18日后在凯内马出现的每位埃博拉病人的样品进行测序。他们希望这些数据将会揭示该病毒是否像之前一样，继续以同样的速率、在同一基因区域发生变异以及在现有疫情中出现的突变是否会让不同的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引发死亡。与此同时，这些数据还会告诉人们更多的个人故事，揭示病毒感染Khan、Mbalu以及很多人的精确路径。（闫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