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韬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3-3-29 13: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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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雾霾健康研究里的“雾霾”
 
15分钟的宝贵发言
 
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的结果可为公众和政策服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制定空气质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在什么样的浓度下,可以保障人体健康。
 
殊不知,在本土研究捉襟见肘之际,PM2.5列入美国标准之前,我国专家也曾为美国的标准制定出了份力。1990年代初,为论证是否需要修订标准,美国增加经费开展研究,被称为“天然的暴露箱”的中国也成为合作研究对象。1993-1996年,两国环保部门在广州、武汉、重庆、兰州四城市的八所小学开展了调查。结果显示,儿童患感冒咳嗽、感冒咳痰、感冒气喘、支气管炎与PM10和PM2.5的浓度呈显著正相关。
 
这项研究由美方出资,但在我国却因经费不足,后续乏力。“呼吁过继续研究,国内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那么突出,就没有申请上。”时任中方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回忆起来还有些惋惜。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空气质量标准才逐渐引起国内重视。
 
北京承诺奥运期间空气质量将达到我国空气质量标准和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指导值。但令北京措手不及的是,2005年,世卫组织发布了更加严格的空气质量指导值,纳入了PM2.5。陈秉衡是唯一参与指导值修订的中国专家。
 
当时,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严重与公共政策脱节。陈秉衡并不知道北京的承诺。
 
在世卫组织的研讨会上,按照议事守则,专家不能为本国谋求利益。可是陈秉衡觉得当时我国无论如何都达不到如此严格的指导值,就提出为发展中国家设定过渡目标的要求。但有的专家认为指导值是基于纯科学研究提出,不能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这个指导值终于设定了三个较为宽松的阶段性过渡目标。
 
但对中国而言,这依然非常严格。陈秉衡回国后赶紧向有关部门汇报,但应者寥寥。“那时候,我和环保部门还没有接触。”
 
幸运的是,2006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她15分钟的报告引起了台下原国家环保总局科技标准司领导的注意。此后,她应邀去环保总局演讲,“在座的不仅有专家,还有真正关注这个问题的领导。”回想那个上午一百多人参加的报告会,在此领域研究了二十多年的陈秉衡仍然十分感慨,“研究能为政策服务,这开创了我们今后科研的方向。”
 
环境标准终于放在环保总局领导的心上,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工作之一便是要系统地开展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2008年,环保总局资助阚海东和陈秉衡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全国研究。
 
研究发现,将PM10分成PM2.5和PM2.5-10(2.5微米≤粒径≤10微米)两段,健康效应主要是PM2.5造成的,PM2.5需要列入标准;但研究没有发现PM2.5在多少浓度之下,不会产生危害。
 
北京奥运再度成了助推器,北京大学多项对易感人群(如有心血管病既往病史的老年人或儿童)和高暴露人群(比如出租车司机)的研究发现,奥运期间,PM2.5浓度降低时,对健康的不利影响都降低了。
 
这为2012年我国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供了帮助。虽然国内研究只提供了“间接参考作用”,但陈秉衡觉得安慰的是“不只是完全参照世卫组织的研究,而是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资料”。
 
“赶上好契机了”
 
环境健康所近日多了一份“额外”工作:每天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抄写污染物浓度。“数据滚动刷新,还是图片格式,不能下载。”徐东群有些无奈。
 
开展雾霾人群健康影响评估、预警工作需要空气污染监测数据、气象数据、患病以及死因监测数据,但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2013年1月,全国74个城市、496个监测站点开始按小时公布PM2.5等污染物的浓度。这让研究者们喜出望外。但数据的获取依然困难。接到对1月份雾霾进行回顾性调查的任务后,徐东群满以为环保部门会给出1月份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但没想到环保部门只提供了一个监测总站的网址。
 
不过,徐东群仍然觉得,“百姓和政府都这么重视,赶上了好契机。”空气污染的影响是慢性、长期的,不容易引起重视。2011年PM2.5风波和2013年的雾霾后,蛰伏多年大气污染健康效应研究终成为显学。
 
虽然长期的队列开展仍需呼吁,建立数据分享机制甚至加强公众参与,都会促进有效的短期研究。
 
据一位研究者透露,如果能够获得既有的PM2.5观测数据,配合几年前人群病死率数据,即可立刻开展回顾性的队列研究,这相比起前瞻性的队列研究省时省力。
 
PM2.5的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将它们层层剥开,探究不同的组分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来自扬尘的组分就不如来自机动车的组分危害大,广州和北京的PM2.5危害也不同。我国已在西安开展类似研究,但全国PM2.5的监测网尚未建成,分析和比较PM2.5的组分还有待时日。
 
一项名为“暴露舱”的方法则是另一条路。志愿者在一间充满PM2.5不同组分的“暴露舱”里随意活动两小时,暴露前后测量血压等指标变化即可。可招募这样的志愿者也不太容易,北京大学曾经开展过这样的实验,即便暴露舱里污染物的浓度和马路边差不多,全过程结束后还可以拿到一笔酬劳,可是此项实验没有招募到志愿者,课题组的同学被迫成为自己的实验对象。(原标题:雾霾健康研究里的“雾霾” 三十“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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